“辩者，求服人心也。”要使演讲深深地感染听众，演讲者除了要有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外，还要光明磊落、品德高尚，以人格的力量去打动听众，增强演讲的感染力。

　　首先，演讲者崇高的品行，可以赢得听众的尊敬、仰慕和信任，使自己的观点易于被听众所接受，从而使演讲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高尚的品德、磊落的胸怀，历来是受人推崇的。作为一名品行高尚的演讲者，人们敬慕他的为人，容易被他演讲所吸引、感染。人格的力量是巨大的。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黄兴，德冠群伦，章士钊曾评价他是“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1914年，美国作家林百克准备撰写黄兴传记，请黄兴提供素材，但黄兴给他的材料却全是呼吁美国朝野支持中国民主政体、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宣传品，没有一个字涉及到他个人的革命经历和功勋，其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斑。黄兴以他崇高的品行和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赢得了国人的敬重。黄兴的演讲处处表现了他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苦难的深情关怀。他在武昌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时，许多听众感动得涕泪交流、扼腕长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兴演讲的成功与他崇高人格的感染力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演讲者崇高的品行，可以使演讲者理直气壮地面对各种攻讦，增强演讲的感召力。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一名品行端正的演讲者，可以坦然地面对一切无端的指责和质询，用高尚的人格为自己的演讲增强感召力。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梁启超，博学多才、赤诚爱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日本朝野长期为其提供庇护和资助。但当日本政府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梁启超义正辞严地发表了演说进行抨击，日本舆论纷纷指责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梁启超激奋地说：“若谓吾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即当放弃其对国家之责任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之保护不当也。使鄙人而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他说得理直气壮、正气逼人，令日本人无言以对。梁启超强烈反对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出资20万元让他保持沉默时，梁启超不为所动，断然拒绝这一卑鄙交易，其崇高的品行令人肃然起敬。假如梁启超收下袁氏的20万元钱，面对国民，他还能气壮山河地发表演说指责袁世凯吗？他的演讲还能具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召力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一位县委书记对廉政建设问题发表演说时，允许听众以小纸条的方式向他提问题。一位听众的纸条上面写着：“尊敬的县委书记，你能问心无愧地说：你从未接受过别人的好处吗？”这位县委书记当众宣读了这张纸条，然后坦然地说了下面一席话：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从未接受过别人的金钱、实物和宴请。至于说是否接受过好处，我接受过，那就是人民给予了我权力、荣誉和责任。我将以身作则，慎重地运用好人民赋予我的权力。否则，我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话刚说完，台下掌声如雷。这位县委书记心底无私、光明磊落的品行使听众受到鼓舞、感染，从而使演讲获得巨大的成功。

　　再次，演讲者崇高的品行，促使演讲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听众，帮助听众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增强演讲的说服力。“语言是思想的外在形式”，演讲不仅需要生动感人、富有哲理的语言美，而且需要演讲者表达的思想对社会具有积极作用。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演讲者，要用自己的品行、经历和感情去叩开听众的心扉，激起听众的热情，使其潜移默化地接受演讲者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从而起到心理调适和社会调适的作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部下的许多官兵，强烈要求杀死蒋介石以告慰国人。周恩来为了实现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逼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只身到官兵中做说服工作。周恩来首先向官兵们表明：他的数名亲人惨死在蒋介石集团的屠刀之下，他本人也多次受到蒋介石的迫害、攻击，因此他充分理解官兵的心情，蒋介石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周恩来话锋一转，向官兵们介绍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并庄重地说：“我们要爱国，就要从国民的民族利益考虑，不计较个人的私仇。”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周恩来不念自己的深仇大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官兵，官兵们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指示，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演讲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只有这样，演讲者才能问心无愧地面对无数双听众的眼睛，用自己真挚的语言、崇高的品德去打动听众，与听众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使演讲富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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