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最深刻的阅读。1986年，一篇名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其作者就是在当今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批评家之一的朱大可。对于外界的褒贬不一，朱大可坦言：“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
　　朱大可是当代着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朱大可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大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着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
　　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 其主要着述有《燃烧的迷津》和《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一剑封喉”的美誉。因其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亦产生广泛影响。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曾有记者问“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战争，永恒，环保，艾滋病还是春天和生命？”朱大可回答道：“我最关心的是人的自由”。围绕这一焦点，朱大可近年来受许多机构邀请在各地进行演讲，发表他对文化、社会领域的独特见解。
　　2010年3月，朱大可做客“文化周末大讲坛”，并作了一场题为《转型中国的文化选择》的精彩演讲。在演讲中，朱大可表现出对当下出现文化误区的担忧，“如有人弘扬糟粕提出保卫春节和磕头，还有出现‘道德过度’等现象，所以要警惕道德民兵和网络哄客”。他还指出，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们自由思考的权利受到限制，而是不停地克隆所谓的教科书式的答案，“现在学生总是学着如何适应考试的标准答案，而不是独立创造，这样就压制了文化原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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