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论坛演讲实录

　　王小丫：各位下午好，欢迎各位光临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新锐论坛。

　　从今天开始，直到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之前，我们将连续播出20场创新论坛。这次创新论坛由我们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和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四所百年高校共同主办。每一次论坛会请一位主讲人，就是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候选人，同时还会请来一位神秘嘉宾。

无论是我们的年度候选人还是我们的神秘嘉宾，他们都是中国经济年度的骄傲。我们希望在这里搭建一个平台，也就是说让中国经济这些骄傲的候选人和这些神秘嘉宾跟我们更多的大众、电视观众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我们分享民族的理念、方式甚至是情感，从而我们可以更真切触摸到中国经济，感受到中国经济的腾飞。

　　今天这一位主讲人是谁呢？我们先听一听推荐评委的声音。一起看一看。

　　（大屏幕）

　　（鼓掌）

　　我们现在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国际报告厅，现在我们又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有请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邓中翰博士。有请。

　　邓中翰：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CCTV的创新论坛与大家交谈。

　　王小丫：

　　其实我没有很高，我比邓博士矮很多，只是我在脚下垫了一个垫子。

　　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有很多同学非常了解邓博士。其实我知道你在上本科的时候是在中国科技大学，你在上本科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你今天会跟他们做这样的交流？

　　邓中翰：

　　应该是十几年之前，我跟在座的很多同学都非常像，在宿舍、教室、食堂、操场生活学习。十几年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工作、发展，我又回到了清华大学的校园，在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做兼职访问教授。

　　王小丫：

　　我觉得我们现场的同学应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访问教授。

　　欢迎光临我们的论坛。我刚刚知道了一个小小的秘密，这是我最近在用的一款手机，我觉得它特别好用，尤其是它的照相功能，还有它的多媒体、很多音乐播放的功能。刚刚半小时之前，我知道这个手机里面多媒体的芯片就是邓博士所在的公司研制的。而且不只是这一款手机，还有很多国际知名品牌的芯片，都是使用他们公司研制的这个芯片。14年前邓博士其实跟大家一样，像刚才他讲的，每天都是在宿舍、教室、操场、食堂，过着非常纯粹的学生的生活。他是如何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拿的这一款手机真的非常好用，真是再一次印证了那一句话“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邓博士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先看一个短片。

　　（播放候选人宣传片）

　　王小丫：

　　今天之前我没有见到邓博士，但是我认识他公司的员工。有一位他的女员工就跟我说，他们特别希望看到他们的老板上台领奖，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总能够收到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每次都让我特别激动，就是他在片子当中的一句话“我是替你们上台领奖”。再一次用掌声祝贺我们的邓博士今年得了这么多的奖，好吗。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奖，邓博士都是相当看中的，不过今天在这里我要请邓博士来看一个奖，他曾经得过这个奖，我们看看他是什么奖。这是“挑战杯”，这是全国大学生一个科技创新的奖。为什么今天在这里我要出了这座奖杯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挑战杯一共举行过9次，我们清华大学是得到过三次，这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荣誉，得到过三次。而在14年前也就是1991年的时候，邓博士他那时只有23岁，他以个人名义得到过这个挑战杯奖。现在我就拿起这座挑战杯，邓博士看到它非常感慨。

　　邓中翰：

　　没想到十几年后又重新拿到这个奖杯，挑战杯是江泽民总书记亲自题的，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王小丫：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邓中翰：

　　当时我还在中国科技大学做三年级本科生的时候，我参与了一个科研的工作，并且在中国的科研通报及国外的两篇杂志上发表了利用量子力学去解释核辐射，外太空的射线对地球上的矿产、物质和晶核产生损伤而做成一些科研成果，之后就获得了全国大学生，团中央颁发的挑战杯奖。当时才20岁出头，跟大家一样，过去很爱打篮球、游泳、玩等等，在经济之外，我想可以做些科研，后来就在一个老师的关怀之下，参加了那个组，和他的研究生在一起做科研。但是因为我精力非常过剩，把很多时间，包括在学校的假日时间都用在做科研上面，没想到获得了这个奖。这个奖杯给我人生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十几年之后今天再次看到这个奖杯，我觉得非常激动。

　　王小丫：

　　我在想14年前你得到了这座奖杯，那个时候你的生活非常单纯，就是在校园里面，你接触的都是同学和你的老师，每天几乎过着三点一线或者四点一线简单的生活。这个奖杯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和影响？对你将来的生活？

　　邓中翰：

　　其实我在自己人生发展的每个阶段，在我做总结的时候，我总是回忆到这个奖杯“挑战杯”，“挑战”这两个字在当时我很年轻的心里面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跟很多人愿意去登雪山，有些人愿意去做极限的工作一样，我当时非常希望把我的精力放在有益的事情上。但是20岁的人跟大家一样，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样的本领，直到我能发表这样的文章，直到我能够获得国家的奖励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其实是有很多价值的，而且这种价值能够被社会所认可，而创造出来的科研成果，会被这个社会所采用。当时我就突然感觉到，我自己应该更珍惜我自己的时间，更珍惜我自己，仿佛应该把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应该浪费在不必要的地方，之后我就加快、加紧了我自己的学习生涯和工作生涯。所以，这个奖应该说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人从幼稚和无知的阶段，突然一下子变成相对成熟，能够懂得自己价值，能够懂得珍惜时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就是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王小丫：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邓博士，我们看看这座挑战杯如何在邓博士的手中变成国家科技一等奖的。

　　邓中翰：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今天真是非常有幸。我觉得不光是能够有这样一个非常挑战的机会，能够在清华大学跟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交流，我感到更加让我激动的是，我今天见到了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奖杯，而这样的奖杯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十几年之后再想到挑战杯，和联系到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创新、责任、影响力和推动力，我突然发现，我想请主持人允许我可能要改变一下我准备好的发言，可能是以“挑战”两个字向各位交流一下我的感觉，挑战正是我们创新的动力，而挑战正是我们这些影响力和推动力来改变我们小到每一个同学、每一个人的决策，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勇于迎接挑战，勇于面对挑战，正是我们有责任感和有使命感的一种具体体现。所以，可能我要改换一下我的发言，我想从挑战”这两个字来阐述一下我们的青年一代，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在我们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在我们终于能够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整个社会、国家都在往前发展，取得巨大的成绩。

　　先跟各位同学讲一讲我当时获挑战杯的情形，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跟各位同学一样，在宿舍、教室、操场三点一线进行着每天的生活和学习。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把我多余的时间，当时不像今天大家可以做家教等年轻人的工作，但是中国科大在合肥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我就找了一个导师，跟他说，我希望能够做一些科研的工作。他并没有笑话我，我当时刚刚上三年级，我的老师认为一个学生，虽然他从来没有带过本科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许是他觉得很荒唐，他也没有评价，但是他就说，“那好吧，如果你真有兴趣，就把这样一些资料读完，读完再找我商量商量”。那时正好也接近冬天寒假的时候，三年级的第一学期，因为老师也没有多少时间跟我讲，拿过一堆没有介绍的英文文件。冬天我开始读这些文章，越读越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真是不知道，而且可能不能啃下来。半个寒假过去，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不想回我的故乡，我想冬天干脆就留在我的校园里读这些书，最起码能够把英文学得更好一点，我就从这样一个简单的思维开始。

　　经过大概一个冬天之后，我读文件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想法。第二个学期，夏天的时候，我做了很多老师认为非常前端性的科研工作，刚刚学了量子力学、能级运算的方式，对宇宙射线在晶核里产生的缺陷进行计算分析。之后三年级的夏天我就投了第一篇文章，投在《中国科学通报》，也是国内非常好的科技杂志，像英国的《Nature》和美国的《Science》的杂志。当时出生牛犊不怕虎，据说在那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能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没想到夏天过完之后我就得到《中国科学通报》录取这篇文章的通知书，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吃惊，而对我的教授来说他觉得不可思议，短短的大概7、8个月的时间，从给我材料到把这些成果做出来，并且在中国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杂志能够发表文章，他觉得是一个奇迹。而之后获得挑战杯奖，这是从团中央的角度，肯定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业余时间之内能够自己找到挑战而去面临挑战，并且去克服困难的这样一种勇气，对于我的表彰，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想我当时跟大家都一样，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也不知道毕业以后未来要做什么。更何况我的这些科研，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是非常抽象的。所以，得了这个奖之后我开始想，也许我毕业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科学家，也许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更有用的人，也许我不是像今天这样每天、每个月等着我父母给我钱在学校里学习，而我可能会自己创造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那时我就奠定了一种人生的理想，也奠定了一种人生的方法，做任何事情要敢于面对这些挑战，要敢于把自己投入进去。

　　刚才看到这个奖，这正是我今天想要讲到的国家的创新，每个人的责任感和整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推动力和影响力，来带动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源，那就是挑战。

　　我毕业之后，像在座的大家一样都准备托福、GRE，联系出国。在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物理系，当时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我觉得我是一个拿到国家挑战杯的一个留学人员，我在美国毕业的时候可不能替中国学生涂八抹黑，要替他们争光。每一次考试和学习的过程中，我特别紧张，特别有责任感。我的很多同学刚到美国就买车、旅游，还有很多人要联系新的学校，换学校等等。我当时心非常沉重，非常希望能够在学习方面做得更好。可是伯克利拥有了18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我们物理系有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每天从走道进去就看到7个诺贝尔获得者的照片，挂在走道上，看着你微笑。那时可能心也是提得特别高，每天自学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做的科研等等，非常希望将来读物理学的博士，能够在他们的领导下做一些科研，心里想着是不是将来也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能够为物理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从那个时候开始，和我以前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和在中学的时候，一种家长为了能够高考，能够顺利毕业自然的学习过程，突然转变成一个非常主动的去寻求挑战，而肩负一种责任感。但是有的同学笑话我，“你可能把挑战杯跟团中央给你的表彰看得太重了，有这么多留学人员，在那里做得非常有成绩，你没必要给自己增加那么多压力”。可是每次考试，我在班里总是希望能够考到第一。我记得在物理学12个小时的笔试和两个小时的考试，作为一个中国的留学人员，我在40几个博士生当中考了第一。我当时非常兴奋，我觉得没有愧对这个挑战杯。

　　刚刚看到挑战杯时，真是如果没有它，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知道给自己的每一个目标定什么样的度。刚刚我看到这个挑战杯才觉得，其实我不管是在念书的时候还是在未来这些工作中，都是有很多双眼睛看着我，总觉得自己要做得更好。但是可能这种压力对很多人来说是多余的，我当时作为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压力，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指明了方向，因为它给你找到了一种做事的准则，你一定要做出最好的工作。这种责任感和这种面临挑战的创新精神，它带着我一年又一年在美国度过了很多留学的生涯。在伯克利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像摩尔定律英特尔的创始人高顿.摩尔，也是我们系毕业的。每次去他捐献的会议室里开会的时候，老是听半导体界的一些报道的时候，就想着半导体集成电路、硅谷的名字来源，我非常感兴趣。虽然我本科学的这些知识都是在物理这个领域，而我觉得在硅谷，我要感受到硅谷在信息技术前沿的冲击，也许我应该转型。那时我就找到我的一个老师，现在也是中星微电子的董事，他在伯克利教了很多年书，没有接纳过物理系来的学生，跟我交流之后，发现我对电子学的工作一点都不了解，对我非常担忧。“你能不能够在转系的过程中做知识结构的调整？”我当时可能英文也不太好，说起来也比较直，我跟他讲，我获得了挑战杯，让他感觉我在大学时代就能够做一些跟我学习很超前的工作，并且能够在国际一流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之后我就在他拟定的测试中，用一个学期考验，看我能不能行。那时我的导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不能辜负他这次机会，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之后我就在学科上花了很多时间，我老师记得我每天八点钟到了办公室，我们办公室的职工都没有到，我自己先冲上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学习，还像我在上大学一样。很多同学嘲笑我是半书呆子的人士，不爱运动，学习花非常多的时间。后来我顺利的在第一学期把电子工程系的几门课都考了A，我的导师一下子完全接受我，我很快就顺利地从物理系转到电子工程系来攻读博士，同时把物理系的一些课学完获得了物理系的硕士。整个学习下来压力非常大。

　　挑战杯给我带来的另一个是我擅长独立思考，不像在大学时代，同学们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同学们去哪儿旅游我也想去哪儿旅游。但是之后我觉得我很会独立思考我的一些选择。1995年，我去日本，当时我的导师跟我去了NEC的公司做了报告，又开了一些会议。但是我发现回美的签证需要重签，就滞留在那里。当时我没有很多钱，在日本开销非常大，老师就说你只有等拿到签证才能再回到美国去进行这个学期的工作。我在那儿滞留了一个星期，又改变了我人生的很多选择。我在东京非常发达也非常富贵的地段银座经常走来走去。因为过去都是在象牙塔里，不管是本科还是伯克利念书，都是在校园的环境，校园是看不见这么多忙忙碌碌整天穿着西装，或者是在电脑、电话之间忙忙碌碌的这些人群。当我第一次在日本呆了一个星期，天天看见川流不息的人群，每天在忙碌什么，我当时非常想知道。这个时候我就独立思考，也许在这里可以去富士山，可以去其它地方看一看，我就一直坐在街头，一呆就呆了好多小时，我就在想他们都在忙什么，为什么我每天在学校里做我的事情，他们都在忙忙碌碌，在这个社会大的网络里面做什么。这一个星期思考来、思考去，对我后来人生的选择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我突然觉得有很多我不了解的在校园之外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这个社会主流的推动力，它在推动一个经济体，在每天创造着新的财富、新的价值。

　　回到伯克利，我突然开始对经济管理专业知识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大家知道我们在国内只学过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等，对经济学的理解非常浅薄。看到日本高度发达的经济和这些技术、生产力的统一，发现这个问题一定是比我们之前研究的电子都要有更庞大的一些原因在背后。所以，我就在1995年的时候，突然下定志向，从地球空间科学系转到物理系，再转到电子工程系，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学不通的知识，只要我肯努力。大家知道我过去是半书呆子式的人物，看到一个问题我就想投入学习去解决。我就去我们的经济系开始学，刚刚碰到经管学院的胡院长，他也是伯克利经济系毕业的，当时我直接上了研究生的课，2001A讲的高等微观经济学和2002A高等宏观经济学，这两位老师一个叫乔治，一个叫戴姆。2001年和2002年我毕业的时候都拿到了诺贝尔奖。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在校园的时间浪费掉，我珍惜了这次机会，珍惜了学校给我丰富学习知识各种各样的渠道和资源。正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商业和经济发达里面的专业知识，突然感到经济从技术到生产，一直到贸易，到股票，到国家债券以及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样一些学习，使得我突然感觉到我们所在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其实是一个普遍联系、非常复杂的，并不是我开始想做一个课题，作为一个技术专家所看到的非常窄、非常专业的一个本行。

　　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不仅要挑战专业知识，同时我也挑战了人生的哲学，使自己一下子知道原来在整个世界里面，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有我这样的价值，而我应该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这种价值会随着商业、股票，甚至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能够体现出来的。在念博士的最后这两年时间里，我又拿到了经济学的硕士。当时田长龄校长也是中星微电子创始时候的投资人，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给我帮助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一句“你做了三个学位，在我们这个学校历史上没有过，我希望看到你有一天能够把你学到的这些知识带回到中国去，在中国创造一个奇迹”。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跟我这样讲。后来我在1999年回国创业，在冥冥之中实现了当时田校长授予我这三个学位许诺的时候他对我的要求。

　　之后我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中关村，我感觉到我过去所学的专业知识，尤其是我所掌握的人生面临挑战的独立思考，以及这样的一种勇气，给了我一步一步大跨越式的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在这个关键作用中，体现了我们所需要的创新精神、责任感，以及对我们身边发生的重大技术事件和商业事件、经济事件的推动和影响。

　　1999年10月1日，刚刚大家看到我受国家的邀请，参加建国50周年大典，站在礼堂上我非常激动，看着一辆辆运载着我们国家几十来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丰功伟绩的展示，心里非常激动。在这个年龄阶段如果能够站在那个场合里，我突然感觉自己非常有愧。正如田校长讲的，我自己虽然在美国做得非常好，学了非常多的东西，可是我还没有为我的国家做过任何有贡献的事情。但是刚刚回到了国家，下午的时候我带着中星微电子的另外三个创始人，今天我们四个人仍然是公司最重要的管理层，我们一起去了长城，我们特意买了“我登上了长城”的T恤，在长城上拍了很多照片，有一张四个人的合影，那是我们友情的起点。我们另外三个创始人的手形，一个是胜利的符号，一个是OK的符号，还有一个是勇往直前的符号。而我们是一个交叉着，他们说我当时心事最重，因为就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到我上午所看到的和我下午站在长城上想到的，和我未来想要做的事情，我突然在那一瞬间下定了这样一个决心，我们一定要回国把芯片这个产业，在中国已经落后、空白了几十年的一个产业能够推动起来，正好把我在美国伯克利、斯坦福，后来公司向IBM、朗讯等等这些公司所学到的知识，能够贡献在我们祖国的建设中来。而当时硅谷也非常流行创业的思想，中关村也刚刚成立，管委会和园区正在进行创业的安排。可是那个时候，包括像UT斯达康、亚信、新浪、搜狐、网易等等都还没有在纳斯达克上市，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下定了决心，我们说我们四个人应该做点什么事，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把我们自己学到的知识，我过去所得到挑战杯的精神的鼓舞，我们应该有信心能做成一点什么事。当时我是在鼓动大家，后来每个人都非常同意。

　　10月14日我们在北京中关村北图103号的仓库里开始了我们创业的第一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创业在那时是很艰难的，今天我们看到中星微电子又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又是在纳斯达克上市，我个人也获得了很多奖励。当时在那个小小的仓库里，因为当时地价非常贵，办公室非常小，当时我们做了一个仓库，我们的工作环境跟美国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那时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创业，仓库里没有像办公室里有暖气，张辉的手都开裂了，因为他一直是南方人，没有在北方呆过，手都冻裂了。对于一个从硅谷回来的博士而言，对于一个曾经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高级研究员而言，回到中关村，1999年北京有一个大的烟盖，污染非常严重，咳嗽，他手上又起了冻疮，在这样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创业。大家都问我为什么你不挑一个更贵一点、更好一点的办公室？我是想一方面我们从省钱的角度、比较便宜的地方开始，如果我们在第一年的冬天打出去，我们就有第二年的冬天，第三年的冬天，才能迎来今年的秋天和春天。第一年我们招了很多人，办公室都不够装了，后来在仓库之外又把会议室租了下来，把会议室改成工作间，又搬了新的地方。

　　经过非常困难的过程，我们今天有40几位从硅谷回来的留学人员创造新的技术，而我们的起点是非常艰苦、非常落后。在座的同学如果想创业，不要为自己的基础条件感到悲哀，而正是这种条件，它的挑战使你团队、个人为这个事情所做的承诺才更加让人所敬，因此会变得更加可信，会吸引更多人。

　　2001年3月份，经过长达十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开出了第一款芯片，星光一号，并且成功打进跟三星、飞利浦国际巨头企业。这一年我们四个创始人有三个人一起到日本推广芯片，拜访索尼。索尼的一个主管在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还没有听完我们的话，说是北京来的，做图像处理等芯片。说索尼有千项专利、几百个产品，我们在世界是这方面的鼻祖。如果你想学习索尼的经验，可以参加一些展览或者是看一看他们的产品，但是他没有时间，还需要去开其它的会。我们跟他约好一个小时的见面中只见了5、6分钟，我们非常尴尬。你想去日本，作为一个小公司，2001年还不挣钱，要付飞机票、住酒店等等代价，只跟人家见了五分钟。出门的时候我就对张辉讲，我必定要回来。为什么？也许大家听说过一个故事，索尼的创始人盛田召夫，后来带着索尼进入美国并且是住在美国纽约第一大道索尼的创始人，他在二战之后创立了索尼之后，最崇拜的、最想竞争的一个公司就是当时荷兰的飞利浦。他在二战之后就去了荷兰飞利浦的小分区，与飞利浦交流。在他的自传里就特别讲到了，从飞利浦回来之后，就在飞利浦广场外面喝咖啡，当时服务员很少看见亚洲人，就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他是从日本来的，是为了看飞利浦电子的，飞利浦电子非常好。那个服务员为了表示友好，说我们这里也有日本的产品，拿出了日本纸做的小伞，插在杯上的小伞，盛田召夫感觉这是非常大的刺激，回来之后作为激励大家的一个个人的故事。回来之后就对索尼定了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希望索尼从事的技术和产品，能够使全体的员工在里面能够找到快乐和自豪。第二，为日本的重建而奋斗。今天在座的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卖了大量中国的产品，我们的鞋、电器、塑料制品和衣服等等，充斥着全世界的市场。我想还是有人会瞧不起我们，正如当时盛田召夫所感觉到的，而我当时在日本五分钟出来的感觉，使得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心，这是一次挑战，我要回去，我要打进索尼，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追求。回来之后我也同样把我这样的经历跟公司的全体员工讲了，我说我们芯片成功了，当时的三星还比不上今天这样的三星，当时索尼比我们很弱，我们也打进了三星、飞利浦，我说一定要打进索尼，虽然它是鼻祖，虽然所有的摄像摄影都是索尼发明的，全世界它是最知名的品牌，但是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寻常，正如挑战杯一样，它是一种挑战。对一个公司来说是一种精神的载体、文化的载体。

　　又经过了四年，到今年的夏天，索尼芯片笔记本上面的摄像头已经挑中是我们的星光中国芯片。

　　（鼓掌）

    在多达几千项专利，在鼻祖面前，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站了起来，我们把我们的芯片打进了我们鼻祖的产品里面的核心技术，从此以后不是索尼自己，而是我们中国人的。所以，这个已经成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今天精神的保障，使我们从里面源源不断能找到力量。而这种创新的精神、责任感和它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正是挑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启示。

今天我看到四年的努力，我们把我们的“星光”产品能够在索尼产品上成功实施，我们已经把它跨越成一个更重要的人生体验，我们更加坚定，如何使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团结起来，经过长达4年的努力，我可以向大家，向我们的员工们说“我回来了”。

　　（鼓掌）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中星微电子从创建到今天我们已经从全球成功销售了五千多万美元星光中国芯片，并且在七大核心领域获得了500多项国内外专利，作为第一家核心芯片设计的公司，纳斯达克，在10月15日成功上市。而我在上市的那一天，又遇到了同样一个挑战，当时在采访百度上市的同一个人在CNBC的频道上，当时我们做了纳斯达克闭式的敲钟仪式，完了之后就进行采访，CNBC的主持人问我，作为中国第一家芯片设计企业，你们有没有侵犯知识产权？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芯片设计企业所受到的国际的怀疑、挑战和抵制。我们上市的第一个问题和百度完全不一样，而他们问我们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怀疑甚至是一种轻蔑和诬蔑的角度去问，同时在卫星上进行实况转播。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在长达六年的运营中，我们从来没有和任何公司有过法律的纠纷，没有知识产权的纠纷。他又问我了一句，“你们如何保护你们的知识产权”，我说我们申请了500多项技术专利，其中还申请了很多中国专利。他就说中国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保障吗？中国的知识产权能够跟国际商这些专利的厂家乡土相提并论吗？都是很负面的问题。我马上又说，我举一个例子，索尼是数字多媒体摄像方面的鼻祖，他们有几千项专利，今天他们新一代的摄像机产品在笔记本上是用了我们的芯片，我们在鼻祖里面都已经用了这样的芯片，我们会没有像国际上一样的最先进的技术吗？他才从这些话题上转移开。所以，今天即使我们很高兴地站在这里感受我们伟大祖国和我们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同时我们尤其是在国外生活过、工作过，长期跑业务的过程中，能够深刻感觉到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作为年轻一代的人我们感到沉重的历史给我们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也正是未来我们已经在上市之后，在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之后继续让我们中星微电子去开拓“中国芯工程”的重要精神支柱。

　　这几年来，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在创新方面非常希望年轻的科学家和年轻的技术人员能够走向科研的道路，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下打造自己的核心技术，打造自己一流的企业，通过个人的努力，通过团队的努力，从而能够带动一个产业链的腾飞，带动一个国家在一个领域里面地位的提高，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年轻人的使命。

　　今天我想跟大家所交流的挑战，它正是我们创新的动力，勇于迎接挑战，勇于面对挑战，正是我们责任感的体现。由此带来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正是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的根源。我想我们在清华，作为在这里的一个兼职访问教授，我感觉到我们清华的校训长达100年来，我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正是我们能够挑战我们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目标，我们去建立我们更强大的核心技术，我们国家的经济，我们国家的发展，正是要靠我们这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去努力实现。今天围绕着临时想起来的“挑战”的事情跟大家做一个共勉，谢谢各位同学。（接下来是现场提问时间）

　　王小丫：

　　谢谢邓博士。

　　刚才我在听邓博士的演讲过程中，看到我们很多同学有很多种表情，我正在想，当我遇到一个我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是我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我会摇头，比如让我考清华的博士或者是硕士，我会摇头。邓博士刚才谈到他获得了电子学、物理学以及经济学的这些学位，可以说是两硕一博的这些学位的时候，我注意到前排的这几位戴眼镜的男性同学他们的头这样摇。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摇头是不是跟我的摇头意思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吗？

　　同学：

　　我是在点头。

　　同学：

　　主要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敬佩。

　　王小丫：

　　通常这种情况下我做不到，我先是敬佩，进而是一种崇拜。

　　接下来有20分钟的时间，这20分钟，我知道邓博士是一个特别喜欢接受挑战的人，通常你问他很多问题，他会挑最难回答的问题来回答。现在我们有20分钟的时间。

　　提问：

　　你好邓博士，我是来自经管2005的MBA，正如你所说的挑战的问题，我想问几个问题。

　　第一，在很多科研人员将知识转化为产业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挑战，包括来自资金、市场、知识产权，您认为你们公司成功地把知识转化为产业的过程中，哪一点是最关键的？而你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2008年您与UT斯达康的吴鹰、和亚信的丁健有一个数字中国的计划，这个计划进展怎么样？

　　第三个问题，在中国数字化的过程中，战略的核心问题，包括技术、人才，您认为中国现在最短缺的是哪一个层面的？

　　邓中翰：

　　第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团队，投资者要投资也是看你的人，至少你的商业计划可能一直在改变。你看到刚才我们放的电视片里，我非常重视把我们公司的照片挂在我们的走廊里，这是我们公司友情的开始，起源不是为了钱，也不是某一个商业计划，而是我们这四个人当时有了这样一个誓言，有了这样一个目标。

　　第二个问题，关于“数字中国”近期的发展，吴鹰是我们的会长，丁健、王中军、王维佳等等一系列常务的理事在过去的几年之内，策划了一系列围绕着中国数字化标准化的发展，做了一系列的产业化方面发展的设想。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正在发展之中。我当时作为第一届发起的常务理事，他们让我写一句话，这就正反映了我们数字中国的精神。但正好那一年是《英雄》电影放映，我讲了一句对联一样，“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统一天下”，就扣英雄的主题。然后“数字化、信息化、标准化，复兴中华”。这不仅仅作为中星微电子的创始人，感觉到对于我们整个IT、数字工业的这些企业而言，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只有通过实现我们复兴中华大的事业，我们每家企业才能够真正挣到钱，才能从小壮大，而你个人的选择事业才能得到解决。数字中国在更长期的发展中，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为我们自己每个人未来的事业提供非常好的一些资源。

　　第三个问题，创业的必要的因素。创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配合、配置要找到。对于中星微电子而言，每家公司可能有每家公司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而言，我们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坚持申请了500多项专利，花了很多钱，我们坚持在七大核心领域做出了世界一流，我们坚持在互联网时代坚持做硬件，并且把硬件打到全世界，5000多万美元的芯片进入到很多人的手机、计算机、家电行业中。在配置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任何一个企业要有它自己的一套重要的哲学，也就是他要通过他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去做成功，而在我看来，我们的企业而言，我们要做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公司，我们会继续在核心技术领域去创新。

　　提问：

　　邓博士你好，我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问两个问题：

　　第一，刚才我们注意到一个份额是60％，我不知道您对剩下的40％有何打算？

　　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在一个企业，类似于中星微电子这样的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您希望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邓中翰：

　　60％和40％的问题，对于我们企业而言，芯片就像英特尔或者是微软一样，是一个全球化的技术，要么做第一，要么不可能挣到钱。所以，我们的雄心壮志是“统一天下，拿下百分之百”。

　　第二个问题，我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中星微电子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国家“18号”文件，包括中关村一些注册公司、绿色通道等等一系列支持，没有这些支持我们不可能办到今天。当然这些支持如果在硅谷创业更加容易一点，但是不一样，硅谷这几年来有六家企业上市，如果在硅谷，是第七家上市，在中关村创业，我感觉是中国的第一家，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所以，政府的支持，对我们芯片产业的期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企业而言，不仅仅是注册工作上，更重要是我们一种精神、力量，通过这种精神、力量能团结更多人，40多位优秀的留学人员回到中国来，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在很艰难的环境下创业，没有精神的力量是很难让他们做出精神上的选择。所以，能够与国家的发展相一致的话，给我带来了一些增值的效应。

　　提问：

　　刚才你提到自我创新的问题，自我创新的问题其实在创新过程中有风险。你们在“星光”三号开发出来之后曾经面临过财务风险，要抵押贷款，现在应该说企业还是非常成功的，你怎么样看待在自主创新当中的风险，怎么样规避这些风险？

　　邓中翰：

　　一个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做原始创新的发展，都会遇到非常重大的一些压力，而财务上的压力，很显然在座的很多同学都希望你们像张朝阳、丁健、吴鹰他们去创业，去成功。在原始创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的钱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投资环境非常好，当然规避这样的风险也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选择是什么？或者把公司的技术、产品卖掉，套现，或者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融资，融资还会有你的价钱被稀释的情况。第三，贷款。当然很多创新型的企业，风险投资的企业很难得到贷款，当时情况非常严峻，最后由我们几个创始人决定，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的“星光”中国芯卖掉。第二个选择对我们而言要接受很大的稀释，对于我们老的股东，对于持有公司期权的员工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当时要进入到量产的阶段。我们后来选择了贷款，而贷款需要抵押，像我们这样IT的企业，没有房产、地产，没有其它东西可以抵押，我们也没有集团公司从其它角度可以贷款或者担保，最后的方法是我们四个创始人，用我们个人的存款，用我们个人的房产和股票跟银行签订了一个个人抵押贷款的合约，贷到了300万美金，使得公司在当时财务压力情况下挺了过去。这个也非常重要，其实任何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两方面，在非常巨大的压力方面，当时我们四个创始人签完字之后，对公司的忠诚、决心会更大。风险是难免的，正确的挑战这样的风险可能会带来更多想象不到的结果。

　　提问：

　　邓博士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当时您上大学的时候，您想过今天您达到这样的成就吗？或者回收来时路时，您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邓中翰：

　　在大学时代我跟大家一样，基本上是以简单学习、锻炼或者是同学在一起简单的交流，也许那时出国深造是当时我们同学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更远的东西其实并没有更好地想到，那时更没有创业的可能性，没有这样的想法。获得挑战杯之后，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的例子告诉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你是有价值的，也许你有一天会非常成功，可能你创建的公司走向纳斯达克，你所做的技术会冲向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讲台，只要你去努力，只要你认识了自己的价值，只要珍惜自己的时间。

　　提问：

　　第一，你们公司现在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市值是多少？

　　第二，当时你们生产出“星光”一号，刚开始是如何打开市场？如何拓展市场？

　　邓中翰：

　　我们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家芯片设计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我们的市值从过去一开始，从公司创建时候的200万美金，发展到今天3亿美金，我们在市场的开拓方面，我们选择数字多媒体领域，它其实是和互联网的发展非常息息相关的。有一年我们在公司全部的员工大会上讲到，我说把索尼作为一个例子，今年1月23日索尼总经理辞职，并且选择了一位英国人，哥伦比亚音乐唱片公司的前总裁做了索尼的总裁，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iPod的市场上惨败，索尼是音乐这方面的鼻祖，从最早的磁带机到WALKMAN到CD到后面一系列的技术都有了，所有分立的音乐设备的机器都有了，并且索尼占有巨大的品牌。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哥伦比亚音乐公司，这个公司给它一些歌独家的权力，包括迈克尔.杰克逊，但是居然在iPod的时代，让苹果公司一下子超前，并且赚了那么多钱，一年600亿美金的销售额。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他应该辞职，他没有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巨大网络效应，他只看到了一个孤立的技术、孤立的产品。中星微电子在发展的过程中，我否决掉了好几个项目，包括数码相机的项目，而我做的都是跟网络有关系的数字多媒体芯片，去处理互联网上的可视通讯，去处理手机上，都是在网络间的多媒体的一些设备。这个时代离不开网络，第一次电子工业的革命是晶体管诞生，使得我们过去很多古老的不能够实现的电子设备能够实现。第二次浪潮是数字化，这个时候包括像索尼、三星等等这一系列公司在数字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商机。第三次浪潮是互联网、网络。所以，所有的音乐或者是通讯终端多媒体的发展，以及未来电器发展一定都离不开网络。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市场有兴趣，今天一定要围绕你的商业计划去想如何和网络化相联系。

　　提问：

　　您好邓博士，我想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您公司是如何定位？

　　第二个问题，你们的产品品牌形象是如何规划？

　　第三个问题，您的产品一直是以创新为主，但是您在保持创新的过程当中又是如何做品牌的持久发展？

　　邓中翰：

　　刚才我讲了很多互联网，但是中星微电子公司产品核心还是产品是芯片，我们的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是枯燥无味。无论跟张朝阳的搜狐还是跟王延新浪的公司比起来，我们做的都是非常后端、核心底层的技术，所以我们的定位是定位在底层核心技术的产品。我们并不做制造，也不做终端的产品，我们是把这样的产品，通过制定产业的标准，把自己的产品带入任何一个互联网或者是无线通信网络所到的地方去。

　　关于我们公司的品牌和营销方面是一些行业用户，而不是一些普通的消费用户，但是正如英特尔inside做的一样，中星微电子围绕“中国芯”做了很多宣传和宏观的工作，使得星光中国芯作为一个核心技术品牌，不仅仅在中国，更是在美国、日本，在其它很多国家都得到了认可。今天我们在15个国家拥有这样的销售，并且建立了多达140多家行业客户的销售关系，制造品牌对于核心技术而言也是非常重要。正如新浪等等一系列公司的网络服务也很重要一样。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不断投入，而很核心的一条今天在摩尔定律的推动下，我们的技术每18个月都要被淘汰，所以英特尔的品牌与技术路线保持一致，要在一代代产品中对它加强。当然也给我们很多次机会去宣传。

　　王小丫：

　　刚才很多同学提出了品牌怎么创新、怎么发展、怎么保持，大家想享受我们品牌的魅力吗？

　　邓中翰：

　　这是星光中国芯在手机上的应用。

　　（同学上台体验）

　　王小丫：

　　你现在需要把你听到你的感受告诉大家。

　　同学：

　　我觉得音乐好像整个环绕在我周围，很清新、很美妙，以前听MP3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音乐，我觉得以前我听的MP3音质比这个差很多。

　　王小丫：

　　请你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牛莉：

　　大家好，我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是林业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营销04一班的牛莉，我听同学说这儿有一个讲座很不错，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到这里，希望从这里能学到东西。

　　邓中翰：

　　做我们公关的“星光小姐”。

　　王小丫：

　　谢谢牛莉，谢谢。她已经感受到美妙的声音了。我估计我的同事都想上台感受，一会儿这个活动完了之后大家都上台感受。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

　　您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非常重要，这对中国电子产业意味着什么？

　　邓中翰：

　　应该说中国很多年来，从60年代就开始做芯片，我们的“神五”、“神六”上天如果没有这么多芯片控制这些设备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的控制也好、数据运算也好，非常复杂。没有芯片，很多的设备都没法做。而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我们的产品不是我们能定的，完全是给别人做一个简单的加工。如果我们能有自主芯片，我们的产品会做得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比别人更好，从而带动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芯片是底层的核心技术，对我们国家的电子产业而言是一个心脏，没有芯片，就是中国的无“芯”之痛。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做星光中国芯，我们能够获得这样的技术力量，通过这样的技术力量，我们投入一代一代的提升，能够把这些芯片打向手机，能够把声音和图像做得非常好，甚至于超过日本，超过飞利浦，超过索尼，这样我们的手机能够更有竞争力，所以对我们国家也是非常重要。但此时此刻我们芯片大量卖往海外，很多国外的品牌在使用我们的“中国芯”。

　　王小丫：

　　像手机、耳朵里美妙的声音，包括平常我们去娱乐的时候的卡拉OK，其实这些都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被改变了，被提高了，这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态度改变生活，或者是态度提高你的生活。我曾经听到过一个故事，我跟2003年的经济年度人物聊天时，他说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只有30块钱，把这30块钱做了一个分配，5块钱是车费，5块钱是饭费，再有5块钱是今天晚上的旅馆费或者是什么费，最后留出一块钱，这一块钱买了一杯啤酒，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说生活是美好的，我们要用心去享受。我觉得他这种健康的态度也影响了我，我比较节俭，当我在犹豫买不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的态度，我发现我的生活质量也被提高了，也被改变了，这就是态度改变生活。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神秘嘉宾，有请UT斯达康的首席执行官——吴鹰先生，有请。

　　我们知道邓博士和吴先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而且他们在一起创建了“数字中国”。在这里我想请吴先生来简要地描述一下邓博士。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吴鹰：

　　首先邓中翰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的人，而且非常爱国，我跟他接触这么多年，他不仅仅是想把企业做大，也是想为中国人在世界上争光，把我们整个民族工业的水平整体提高。抱着这么一个雄心一直在做事的人。

　　第二，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伯克利，刚才他没有介绍他是三个学位是跨三个学科，两个硕士、两个博士是五年之内做下来的，在伯克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个记录现在还没有人打破。

　　第三，关于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好像现在还单身。

　　王小丫：

　　现在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想，大家可以想象14年前邓博士就像台下的各位同学一样，现在我想请问吴先生，如果说你现在就跟我们清华的或者是别的其它大学的同学们是一样的，这个时候你刚才听了邓博士那一番演讲，你会问他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吴鹰：

　　小丫的这个问题很好，也谢谢小丫给我这个机会。我们也用了邓中翰先生中星微电子的芯片，在我们的手机上，而且卖到美国。我们同时也用了世界上其它几个“巨无霸”的东西，属于专业芯片设计公司的产品，包括大家熟悉的高通，还有法贝尔。中星微电子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超过这样的公司？如果有，可能怎样超过？

　　邓中翰：

　　我们公司正等待着吴鹰对我们公司投资，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回答好。

　　刚才讲到我们公司所从事的芯片行业有很多“巨无霸”，而我们今天刚刚创立六周年，国外很多“巨无霸”，像英特尔、高通等等，市值都是上百亿美金的大规模公司，而他们的芯片也是打入各种各样的领域。作为中星微电子的创始人，我所看见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从天时角度而言，吴鹰也是我们这一行的专家，经过这几十年摩尔定律的发展，我们从大屏计算机到小屏计算机，到小型工作站，到微机、手机，每一次经过大约10年的发展，成本降低了十倍，功能增加了十倍，而用户又增加了十倍，也就是说每隔十年总有新的机会。今天中星微电子所做的数字多媒体将打入到手机、微机，打入到很多领域，可能未来几十美金的设备上。手机大概一两百美金，而PC是一两千美金，到小型机器是一两万美金，这是非常重要的机会。如果手机的成本再降到十分之一，用户再扩大十倍，你算一下，现在我们每年做6到8个亿的手机，也就是乘上十倍，前世界每个人都会像拥有一块手表一样拥有一个数字多媒体的终端，同时能够做其它很多信息服务，这是一个天时，过去每次天时造就了这些“巨无霸”企业，对中微电子而言这也是一个天时。

　　地利。中国有很巨大的制造业的市场，而中国又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链，正如刚才吴鹰说的那样，我们的芯片用在他的手机上，而他又出口到了美国，在这样我们的产业中，这样的机会是巨大的，而今天中星微电子主要是靠海外出口，有朝一日我们与UT斯达康以及国内电子行业的“巨无霸”合作，包括制定标准和推动下一代标准长远的发展，我们可能通过中国的制造，通过自己的那一席市场而一统天下，这是地利。

　　人和。无论是我们创业的人还是数字中国合作的伙伴关系，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府，都非常希望中星微电子的成功，所以我们占了人和的优势。

　　对于中星微电子而言，既然有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一起投资吧。

　　王小丫：

　　如果吴先生看到这样的企业，你的投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吴鹰：

　　其实我的朋友已经间接投资他的公司。

　　我问的问题其实是我的切身之痛，因为我们用了高通的芯片太贵，但是好像没有人取代它。也是希望你们有朝一日能够取代它，这样我们能够有多点的选择，使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选择，从而能更有竞争力地走向全世界。

　　（鼓掌）

　　邓中翰：

　　在我回国的过程中，在我学习到其他留学回国人员在国内的发展中，吴鹰一直是我的一个楷模。我从他身上不仅学到了很多做企业的经验，同时我感觉到他非常希望能够把中国的IT产业，以及我们的电子产业做大、做强。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芯片，这正是数字中国复兴中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在这里我再次感谢吴鹰作为我们的客户，给了我这样的商业机会，同时希望吴鹰能更好地买我们的股票，给你赚更多的钱。

　　（鼓掌）

　　王小丫：

　　每一年的12月在北京都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可以说连续6年，我都能感受到比平常更多的温暖、活力和激情。因为在这个季节，我能够特别近距离地接触我们的年度人物，感受到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有一颗中国心。刚才我们也知道了，通过刚才这个小小的演示，我们知道现在邓博士的这个公司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当中，有很多可以支持我们平常生活中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节，比如卡拉OK，比如手机的拍照，比如很多音乐、美妙的声乐。接下来就有一首歌，大家能猜得出来是哪首歌吗？

　　同学：

　　《我的中国心》。

　　王小丫：

　　对，《我的中国心》。今天我们将在这首歌中结束我们的论坛，同时也感谢学子的光临，感谢邓博士的演讲，感谢我们的嘉宾吴鹰先生。谢谢。

　　让我们一起唱《我的中国心》。

　　邓中翰：

　　现在我们的手机还不能听卡拉OK，将来使用中星微电子芯片的手机将能听卡拉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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