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维权新闻人物"呈现给我们十种维权困局和难点。今天的难点就是明天的希望。对这些困局的深度探究，是为了一系列切中要害的求解。

　　董金狮说，环保打假最大的困难是"问题产品"往往"禁而不止,打而不倒,倒而又起,起而又干"。

　　张洪峰颇感无奈的是，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有些软弱，现行法律对于维权近似一种"不保护"。

　　蒋卫锁遇到的困难是揭开行业潜规则的成本太高。他形容自己当年的西部乳业万里行是"抱着棺材走路"，漠视,流言,恐吓,家庭矛盾……让他身心俱疲。

　　黄静因为500万美元的天价索赔而身陷囹圄。在检方做出不起诉决定并确认国家赔偿之后，她依然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压力。

　　熊武切身感到的难处是公益诉讼缺乏相应的制度和资金支持。我国消费者面对垄断行业的消费诉讼纠纷普遍存在着起诉难,举证难,鉴定难及诉讼成本大,代价高等困难。

　　戴元龙在维权中领教了垄断企业的公关手段，像一只无形的手无处不在。垄断行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

　　邱宝昌忧心的是中国的维权环境:法律法规不配套,不完善；政府监管不力,执法不严；商家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民众意识淡薄,事不关己。

　　孙安民主张消费者联合起来聚弱成强，他想成立一个维权机构，把民间打假人,律师和媒体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围剿假冒伪劣商品和欺诈行为。

　　朱逊以切身之痛呼吁不能再让医鉴委一家说了算，有些法院也不能再将司法裁量权拱手让给医疗事故鉴定组织，采信医鉴组织的一面之词。

　　吴石林深感农村消费者维权的难度很大，昂贵的鉴定费用往往是农民无法承受的。农机具,建筑材料,农药,化肥,种子等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因举证费用不菲，其索赔的难度也相对较大。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这诸多难点终将被逐步克服。保护消费者权益始终是市场规则的核心要素，一个和谐有序的消费环境终会走近我们的生活。（实习记者 潘凤亮）

　　董金狮:问题产品禁而不止打而不死

　　2008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限塑令"，这是国家基于对"白色污染"源头治理的一道禁令。而董金狮在治理"白色污染",揭露非法生产厂家的战线上，已经坚持了8年。

　　2008年底，他与中央电视台等有关媒体经过数月深入调查，揭露了"儿童餐具用尿素制造，仿瓷餐具存在安全隐患"，引发全国轰动的"密胺餐具风波"。

　　再上溯到更早的2001年，董金狮就一直在为环保事业及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奔走疾呼。

　　为了消除白色污染，推广绿色包装，他走遍了十多个省区，行程上万公里，参与了几十次有毒食品包装材料生产的暗访调查及政府执法工作。在环保打假维权方面，他成了媒体热衷的焦点人物。

　　虽然很多媒体把他比喻成"一头打假维权的狮子"，然而，环保维权之"难"仍然让他大伤脑筋。

　　董金狮说，环保打假最大的困难是"问题产品"往往"禁而不止,打而不倒,倒而又起,起而又干"。对于这样的现象，在多年的打假过程中，董金狮发明了一套独特的办法，他把这个办法总结为"以帮为主，以打为辅，连帮带打，打帮结合"。在十年环保打假过程中，他既扶持优秀企业，拉动边沿企业，又淘汰一些工艺落后的企业，促使政府关闭一些非法企业。

　　在打假过程中，他曾无数次"履险":他的车胎被扎破过；在与非法企业交涉的过程中，他被人拿着刀具围攻过；他收到过恐吓信，他的大门被贴过条子，他曾被口头威胁。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阻止董金狮公益维权的行动，"我在打假过程中没有谋取个人的私利。有些企业受到揭露以后拿着钱来找我们，我不为金钱所动，这是无私。打假实际上有多种原因，有些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打假，有些是政府的职能需要打假，有一些媒体为了报道而打假，而我做的事情为了整个环保事业，这关系民生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所以我无畏。"董金狮说，"遇到严重的威胁也害怕过，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是再难也要把这个事业做下去。"最终通过和威胁他的人沟通，感动了其中的大部分人，说服好多企业放弃使用劣质废料生产产品。

　　董金狮讲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故事。

　　天津静海有餐盒生产企业近十家，但目前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只有一家，其余生产厂家全部为违法生产。而唯一获得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曾经也是董金狮的打假对象，这家企业在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后被勒令停业整顿。为了说服这家企业走合法生产的正道，董金狮多次对该企业产品进行暗访调查,检测取证，用数据证明其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在证据面前，该企业老总仍然嗤之以鼻，不同意改进，董金狮给了他两种选择:一是由董金狮免费为其提供改进技术，并帮助他销售产品；二是如果不整改，就会被媒体曝光。结果，该企业老板不予理会，还威胁董金狮小心自己一条腿。面对威胁，董金狮没有被吓倒，而且告诉威胁者"有本事要我一条命，省得让我残废"，随后他联合央视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最后给予曝光。结果该企业被停产整顿。

　　悔悟之后，该企业老板才想起当初要帮助他改进技术的环保专家董金狮来，请求董金狮帮助其渡过难关，实现产品技术工艺的改进。后来，董金狮对这个企业提供了无私的指导和帮助，终于感动了企业的所有人员以及当地政府和质监部门。当初，曾威胁过他的企业老总张凤儒还和董金狮成了莫逆之交。董金狮和有关媒体一起到该企业进行采访，并以《知错能改，善莫大也》对企业进行正面报道，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该企业于2008年初顺利获得了生产许可证（QS）。目前，张凤儒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份额和盈利水平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董金狮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无垃圾社会一定能够实现。而近期，他把精力投入在建立从生产源头到流通领域再到使用环节的全程服务与跟踪，建立"打假,维权,扶优"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中。当记者问他是否为这么辛苦而危险的工作后悔时，董金狮说，"既然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又何必回头观望。"（实习记者 陈晓伟）

　　张洪峰:消费维权呼唤法律保障

　　在"十大维权新闻人物"揭晓之后，记者采访了高票胜出的著名维权人士张洪峰。他曾因揭露并最终证实LG翻新空调事件而成为本刊的封面人物，去年他针对"马自达3半轴异响"问题而组织了各地车主的维权活动。

　　说起两年前的LG翻新空调事件，张洪峰仍觉得很好笑。那是他为结婚购置的崭新的5台LG空调，安装前竟然全部都有质量问题，湖南省质监局的质量鉴定结论是:5台空调均系使用过并且维修过的产品。后来厂方给赔偿了5台，可是不到1个月又坏了4台。

　　张洪峰的谈话语调很轻松，但记者依然可以感受到消费者维权的沉重一面。"1.8万元的空调，鉴定费用就是2万，而且为了鉴定,投诉，跑了几个月，放弃了很多自己的生活乐趣。整个心思都被维权占住了，精神压力特别大。"他说，"不是所有的维权都会成功，我的成功只是一个范例，不是必然。"

　　在给记者的印象中，张洪峰是一位勇者。在向世界大公司维权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勇气，而这种勇敢的另一面，映照出的恰是维权的风险和艰难。他认识一个维权者，就为了一台问题汽车，维权六年，妻离子散，沦为了乞丐。一般的维权者，往往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就选择和厂家妥协，有的甚至是被威胁而放弃权利。

　　张洪峰的勇敢还因为他不满足于自己的权益得到维护，当他发现了一个产业中所隐藏的黑幕，他没有因私利而放弃为所有消费者维权。2007年"3.15"前夕，张洪峰来到北京揭露LG的行径，从首都机场赶往市区的路上，接到自称是LG总部郑女士的两次电话，最后将价码提高到10万元请他就此罢手。张洪峰不为所动，坚持让对方公布真相并书面道歉。

　　一次空调维权事件，把张洪峰"逼上梁山"，自此走上公益维权之路，至今动力不减。他说:"因为我的维权，导致一个翻新的产业链消失了，自己感觉很快乐；当一个人的力量经过努力，导致一个黑暗的产业或者质量问题被发现,被重视,被改正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其价值已经超出自己所承受的东西。"

　　正是这种带有公益性的民间维权，在企业和监管部门之外，形成了净化市场环境的"第三方力量"。张洪峰今年正在运作的"博客3.15"公益活动，与其以往的维权经历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接受所有消费者的投诉，经过核实生产许可证号,相关产品送质检机构检测等程序，现在已发布了近20种违规或不合格产品的名单，其中两个产品已有回馈信息和解决方案。

　　记者问起张洪峰以后的维权打算，他说正想扩大自己这"第三方力量"呢。现在主要是他一人在工作之余忙公益维权的事情，其他的志愿者也没有太多时间。今后他打算筹备成立一个工作室或者民间机构，工作经费主要可以来自举报奖励和企业赔偿，这些钱将完全用在产品送检等公益之途。

　　从张洪峰筹备"博客3.15"之初，赢得了很多网友的支持，也不断遭受各种质疑和猜测。令张洪峰等公益维权人士更感到无助的是，他们尚未得到行政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他在核实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之后，发给各地相关职能部门的举报信，大都石沉大海。如果让民间力量成为比行政部门还要积极的维权"生力军"，那是不太正常的。

　　同时现阶段我国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也显得有些软弱无力。对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张洪峰感触良多，"维权的环境非常不理想，主流社会对消费者维权支持太少，特别是现在的法律对于维权近似一种‘不保护’。比如我们买了个问题产品，法律规定最多也就双倍赔偿，但买的东西只有几块钱，却花了几百元和大量的时间去维权，那点赔偿无济于事。如果消费者要求得到更多，比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支持，社会也不支持，好像消费者错了，不该要求厂家更多。问题是厂家有恃无恐，更多人的利益还是在被损害，因为利益的驱动，又没有惩罚，这样的侵权就无法遏制。"

　　尽管面临如此种种的难处，张洪峰们这些民间的维权人士依然在孤军奋战独力前行。如果我们的法律和职能部门能够给他们一个支点，消费者维权的各方力量能够形成合力顺畅运行，那么我国的消费环境与市场秩序都会在短时期内得到极大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将会得以大幅提升。（实习记者 潘凤亮）

　　蒋卫锁:揭开行业潜规则成本高昂

　　41岁的蒋卫锁，风尘仆仆，略显疲惫，记者在北京的一家小宾馆里采访他时，他不时地眯起眼睛抽烟。就在前两天，他刚参加了奶产品行业的一个博览会。

　　蒋卫锁的"中国乳业打假第一人"身份一直备受争议。2006年他发起的西部乳业万里行把他推上风口浪尖，为他收获了巨大的荣誉，也惹发了不少质疑。有人说，蒋卫锁更多地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也有人说，他在毁掉中国乳业。他对此辩解说，大多数维权者最初的出发点都是出于个人利益，但是"当站出来后，才发现自己成了受害者的代言人，代表的是一个利益群体"。他说的利益群体，指的是奶农。

　　现实是，蒋卫锁并没有毁掉中国乳业，但两年后的"三聚氰胺风波"却让中国乳业整体陷入低谷，最终奶源的质量问题还是成了中国乳业的阿喀琉斯之踵。"最痛苦的就是付出了太多，但收效甚微。"面对中国乳业的现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2003年的时候蒋卫锁头上已有一连串的光环:杨凌示范区"十杰青年","陕西省农村优秀人才","优秀党员","农民增收致富带头人","中国杰出青年农民奖"等等。2004年他的企业年产值更是高达近2000万元，他坦言，那时"挣了几百万"。而后来乳业内部的无序竞争和假奶的泛滥让他损失惨重，也让周围的奶农损失惨重。蒋卫锁曾经做出如下举动:他经营的奶站0.8元购进原奶，0.7元卖给企业喷制奶粉。这是2005年，当时为了让奶农减少损失，蒋卫锁一天就赔几千元钱。"好奶卖不出去，假奶大行其道。"他认为这对西部奶农的增产增收以及西部地区农村的稳定造成的破坏力"将不可估量"。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蒋卫锁痛下决心:实地调查中国西部乳业发展的真实状况，为西部弱势奶农呼喊，为西部乳业探寻发展之路。于是，2006年，一支久经筹划的由农民企业家,农业专家,新闻记者组成的"中国西部乳业万里行"新闻采访团就此诞生，蒋卫锁出任团长。

　　蒋卫锁形容自己当年的西部乳业万里行是"抱着棺材走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人买他的人头。因为他站到了"另一个利益群体的对立面上"，打破了潜规则。漠视,流言,恐吓,家庭矛盾……让他身心俱疲。很多人都不理解他，活动过程中，有的企业婉言回绝，说负责人不在，搪塞了事；有的则直接闭门谢客；有的虽表面热情，却惟恐记者拉赞助或搞新闻曝光；政府官员也热情,冷漠不一，有的甚至直言不讳地问:你们到底想干啥？

　　"乳业很不和谐，其实我就想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诊断,治疗中国乳业的顽疾。"蒋卫锁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蒋卫锁说，他能顶住压力没有退缩，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支持他，那就是业界的有识之士和广大的奶农。那时每到一处，热情好客的奶农都把他们团团围住，反映问题，透露乳业内部的一些暗箱操作行为，甚至把一些掺杂使假的照片制作成光盘偷偷送给他们……

　　真正令他尴尬的是资金上的压力。活动之初，蒋卫锁把苦心经营多年的"水碧园"酒家以15万元的价格卖掉，作为西部乳业万里行的启动资金。但即便如此，在活动即将结束时还是经费告急，缺口5000元左右。现在看来，也许5000元算不了什么，但当时从新疆返回，3000公里的路途要走3天。路费再加上10多人的食宿，让蒋卫锁很是尴尬。最后他们只好省吃俭用，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最便宜的饭菜，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凑钱……而最让蒋卫锁后怕的是，当他们返回途中经过哈密时，依维柯车子的两个前轮发生异常，司机下车一看，两个前轮箍像火球一样通红，差点就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

　　"打假维权成本太高，这是最困难的地方。"蒋卫锁感叹，他呼吁人人打假，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个体的力量毕竟有限，仅靠少数人也不行，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一对矛盾。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无假可打。"但只要有假冒伪劣，我就会一直打下去，我今生和乳业绑到一起了。"

　　首先是农民，然后是商人，最后是打假维权者。蒋卫锁对自己生活中的角色这样定位排序。"我和王海不一样，他打假能赚到钱，我没赚过一分钱。"蒋卫锁说，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后，尊重他的人多了。

　　蒋卫锁随身带着两包以他名字为品牌的羊奶粉。他现在经营着十来家蒋卫锁乳品连锁店，奶源来自于他手里的十几个奶牛小区，十几个奶站，由专人监控质量，加工环节交给他信任的企业。他认为，"主要也还是资金不足"，目前能努力做的就是以个人品牌为赌注，把"蒋卫锁"牌乳品连锁专卖店开展起来，以实际行动振兴中国乳业。（实习记者 宿希强）

　　黄静:惩罚性赔偿离光明还有多远

　　2009年3月5日，距离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进入倒计时之际，华硕案的女主角黄静再次站在了众多媒体面前。

　　此前，黄静的代理人周成宇向各家媒体发布消息称，3月5日上午10时，黄静到检察院领取完国家赔偿金后，将在距离检察院100米左右的北京龙都宾馆一层召开记者沟通会，届时黄静本人会将这笔赔偿金全部捐献给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5日早上9点，周成宇向媒体群发短信，称"因受到不明力量干扰，出现诸多巧合事件形成戏剧性变化"，地点更改为北纬四十度大酒店。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普普通通的沟通会，却遭遇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变故"。在沟通会现场，该酒店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出面阻止见面会召开。当媒体记者就座后，现场突然断电，整个沟通会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之中，而记者发现整个酒店只有该会议室没有供电。对此，酒店方表示:"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你们的话题太敏感了"，不管是什么活动都不能办下去，损失由酒店赔偿。

　　其实，在见面会前夕，一系列"怪事"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原定酒店地点的无故变更；原定受捐赠的基金会不接受捐赠；原定帮助周成宇检测涉案电脑的一家IT专业媒体临时提出，因为压力过大，不能提供现场检测；原定于3月5日领取国家赔偿金，因法官身体不适，领取赔偿金的安排延后。

　　太多的意外事件集中出现在召开记者沟通会的这几天，而这么多偶然集合在一起，似乎也构成了一种必然:在巨大的经济,地位,实力差距面前，普通消费者维权势必还要在黑暗中前行。

　　黄静与跨国公司华硕的纠葛源于一台普通的笔记本电脑。然而，让黄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行为，却埋下了她10个月牢狱之灾和漫长维权之路的祸端。

　　一个维护自己权益的普通消费者，甚至在自己的维权官司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因为另一场官司身陷囹圄。10个月的牢狱之灾对黄静这个弱女子来说，经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击都是难以估计的。

　　从华硕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消费者同大公司,大企业发生纠纷后，吃亏的往往是消费者一方。在利益关系的驱使下，公司与个别媒体勾结,公司与政府勾结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普通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其维权之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2007年11月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黄静做出不起诉决定。2008年6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黄静发出审查刑事赔偿申请书，赔偿请求进入确认程序。在这件事上，法律终于给了黄静一个公道的答复。

　　然而，黄静与华硕之间原被告角色互换后的新官司，才刚刚拉开帷幕。在这场官司里，官司的一方依然是一个弱女子，官司的另一方依旧是跨国大公司。

　　其实，回顾过去一些类似的维权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普通消费者维权难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除了一些诚信至上的商家能够主动承担消费者的损失外，那些和商家协调未果,最终以法律途径解决的案子，往往都会以消费者的失败而告终。这也就是为什么个别消费者胜诉的案子总能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并被冠以"里程碑意义"的原因了。

　　"黄静维权案"的最终走向暂时无法判断，当人们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500万美元的赔款要求是否漫天要价"，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注如何建立起一条普通消费者维权的康庄大道呢？这条大道应该是公平的,法制的,充满诚信的，能让普通消费者和跨国公司站在一个平等的天平上协商解决问题。

　　一场黑暗中的新闻发布会，带给了我们太多关于黑暗的思考，伴随这场普通消费者与跨国大公司之间本就不平衡的博弈，关于"势"与"理"的思考也一次又一次冲击着人们的神经，也许我们身边的某个人就是下一个遭遇此类问题的消费者。那么，当我们处在黄静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更加期待能有一个健全的机制，去真正地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呢？但愿明天，普通消费者的维权之路会更加平坦。（本刊记者 李颖）

　　熊武:公益诉讼急需体制和资金支持

　　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出门打车成了更多消费者出行的一种选择。但是当消费者面对"空驶费"时，似乎只能是默然应允和无可奈何。

　　2005年，一位年轻的律师将出租车收取空驶费的"行规"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便是第一位站出来对司空见惯的空驶费说"不"的人——熊武。

　　据了解，北京市出租车空驶费标准是1988年制定的，当时北京市政管委,市物价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调整北京市出租汽车收费标准的通知》，规定出租车超出20公里要加收50％的空驶费。而在1998年，北京市物价局又将空驶费起收的里程缩短到15公里。

　　面对这份有"深厚"历史背景的"红头文件"，打这场空驶费的官司显然是在质疑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文件不合法,不合理。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熊武依然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打起了这场"必败无疑"的公益官司，向"空驶费"发起了质疑，从而引发了广大消费者对出租车行业的收费,服务,管理等方面问题的深度思考。

　　4年前，作为被告的北京金巢出租汽车公司在开庭当日并没有请律师，只有业务经理和车队队长出庭。该出租车公司业务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原告完全找错了对象，我们是按照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收取空驶费的，我们没有任何过错，如果非要告，他应该告市发改委。他招手了，上我们的车了，就是认可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营业合同，就认可了空驶费。"

　　熊武要求出租车公司返还5元空驶费的事件，是一次偶然，也是一场必然。针对这一说法，熊武解释说:"因为这种收费本身就不合理，偶然被我发现，原本它就必然会被百姓所揭穿,指责。官司最终是败诉的，但经媒体的大量报道和公众的讨论，相关主管部门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不合理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作为一名法律从业人员，熊武觉得自己有义务对这种"行规"说不，至少失败也是一种启示，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车票钱是怎么产生的。

　　不仅仅是北京，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对收取空驶费进行了强制性规定。2005年10月11日，熊武又以特快专递的方式依法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出"建议书"。

　　面对一场受社会关注的公益维权，熊武最大的烦恼来自于出租车公司的不理解。"出租车公司对我意见很大，他们认为政策是物价局制定并发布的，我应该去告物价局，但依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抽象行政行为（物价局对出租车运行价格的规定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立案。这种不合理规定的源头在我国出租车管理体制上，目前，出租车行业还属于垄断行业，出租车公司或多或少和政府部门有些关系，所以要从根本上破除出租车行业的寻租与垄断的体制。"熊武说。

　　3月9日，记者致电北京某出租公司后得知，目前在北京，消费者乘坐出租车超出15公里后，依然会加收空驶费。

　　2008年12月21日，铁道部下发《关于调整儿童票身高的通知》。这一政策的出台体现了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现有的一些公共政策作出了适时调整，赢得了百姓的支持。但在出租车垄断行业，政策上的砝码却严重地在向着出租车公司倾斜，让众多消费者别无选择地为出租车空驶费买单。

　　目前在我国，消费者面对垄断行业的消费诉讼纠纷普遍存在着起诉难,举证难,鉴定难及诉讼成本大,代价高等困难，对公益诉讼，缺乏相应的制度和资金支持。

　　法治的进程，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每一位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公民，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社会公益陈述和辩护，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熊武之所以敢于挑战出租车业行规，因为他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理是人讨出来的。（本刊记者 李颖）

　　戴元龙:垄断企业公关无处不在

　　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经由多年的宣传鼓动，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日渐深入人心。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当然与一批批民间维权斗士,先锋的努力所推动的社会进步分不开。

　　戴元龙便是一位这样的维权斗士。

　　2009年3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上，戴元龙成为消费维权"全国特别贡献奖"三位候选人之一。

　　次日，戴元龙来到本刊会客室，对记者畅谈起了维权话题。

　　一小步成就一大步

　　消费者的权益没有免费的午餐，权利从来都是争取得来，而这争取的举动，大都始于对不公的义愤而迈出的一小步。

　　戴元龙笑着打开了话匣子，"第一次维权也是不经意间的行为。"然而这不经意间的一小步，却使得自己一发不可收拾，投身民间维权。随之而来的是电信行业这几年漫游费等资费普降，全国老百姓也都从中得到了实惠。

　　戴元龙坦言自己出身于农村，毫无背景。1990年7月，戴元龙从宁德财经学校财政专业毕业后，即任莆田公路段办公室主任，1994年起断续地任莆田公路稽征处稽查副科长9年，之后任某公路通行费征管站副站长5年，2008年又回到稽征处担任稽查副科长。

　　2002年，戴元龙起诉电信公司，索要固话市内话费清单，一审胜诉。此为同类案件国内首例胜诉。然而垄断行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

　　"从话费清单，到来电显示费用，再到漫游费，乃至月租费，电信行业的好多资费标准都是没有合法依据的。"他说。

　　"接受党的教育多年，为人民服务是我维权的原动力。"对于底层生活身受心知的他说。

　　在天性良知的驱使下，也在舆论的推动下，戴元龙走向了本职工作之余维权的漫漫长路。

　　维权不能太"较真"

　　电信行业这些年的进步，与戴元龙,王海这样一批维权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他们这种权利意识的张扬，体现出了权利对权力的驯服。

　　不过戴元龙还是有点"异类"。"我跟其他维权人物不一样的，"戴元龙说，"其他维权人物多是去跟一些超市,个体老板等的侵权行为叫板，而我挑战的是电信,银行,供电等垄断行业及相关企业的乱收费问题，多起诉讼是全国首例。"

　　戴元龙说，"挑战这些垄断行业的企业，维护权益，心态要平和，不能太严肃，更不能太较真。"

　　"当初我第一次在莆田状告移动公司胜诉时，本地报纸也做了采访，可是后来稿件不明就里地在上版的头天晚上被撤掉了，这些垄断企业的公关手段像一只无形的手，是无处不在的。"戴元龙嘿嘿一乐，"不过电信行业好多问题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难以避免的。好多现存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一蹴而就。所以维权要依法维权，理性维权，要保证社会和谐。"

　　和垄断企业相比，自身力量是相当单薄的，戴元龙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社会互动，从而调动政府这个"裁判者"的积极性，共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剑指医院停车场乱收费

　　近些年，医药医疗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点和热点。可能大家还没意识到，国有医院停车场的收费也未必合法。戴元龙通过本刊表示，2009年他维权剑指国有医院停车场乱收费问题。

　　他说:"目前，大部分省地市的直属医院都是国家划拨土地兴建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然而相关医院设立的停车场并未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划许可，也没有相关停车场运营的营业执照，而收取的停车场费用没有上缴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这笔费用现在是‘下落不明’。"

　　"前阵子我去医院看病，把车停在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指示牌说不能停车，结果就诊完毕发现车没了!找了半天，后来才知晓是被医院的保安挪到了门诊大楼前的停车场。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这个停车场根本没有收费权，至于移动权，那就更没有了。"戴元龙说，"停车场给我开具了自制的收据，不是正规的票据，也没给我税务部门的正规发票。对此我已经在当地工商部门进行了投诉。"

　　戴元龙说，这类现象在全国各地的国有医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我今年维权的重点。"他笑眯眯地说。（实习记者 惠吉华）

　　邱宝昌:现实维权环境仍需净化

　　赵玲，一位正值花季的美丽少女，在青春浪漫的年代里却遭遇到了谁也意想不到的厄运。那是2000年5月，她刚刚参加完高考，一心想报考警校，但眼睛有些近视的她很担心不符合录取条件。恰巧牡丹江机车厂医院在她学校门口散发"OK镜近视疗法"广告，声称"成功率95％以上"。赵玲动心了，家里为她花2800元钱到该医院配了一副OK镜。她按医院操作说明配戴过几次后，视力不仅没有恢复，反而感到眼睛疼。配戴几个月后，赵玲右眼感染了绿脓杆菌。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赵玲的右眼保住了，却落下了虹膜囊肿,眼角膜白斑等后遗症，右眼失去了视力。为了给女儿讨个说法，赵玲的母亲郑丽华将牡丹江机车厂医院告上法庭。但医院说，此案是医疗纠纷，应通过医疗事故鉴定确定责任。

　　一个偶然的机会，郑丽华通过中消协认识了邱宝昌律师。邱宝昌仔细分析后认为，这个医疗诉讼的难度很大，做鉴定确定医院责任有很大风险，但在当时医疗纠纷不做鉴定就可能承担败诉的后果。他断定:"此案是医疗器械不合格造成的，应该属于产品质量纠纷。"医疗纠纷中涉及产品质量问题？这是当时很少有人想过的。一审的结果应验了邱宝昌的判断，由于不同意做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判赵玲败诉。出于信任，赵玲和母亲请邱宝昌做代理人提起上诉。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邱宝昌律师找到了问题的根源:OK镜属于植入器械，直接与角膜接触，因此对每个病人都要用很多仪器精密测算，量体裁衣一样配制适合于个体的OK镜。但赵玲右眼配戴的OK镜表面突出，其突出部分与赵玲的右眼损伤部位正好吻合，赵玲的右眼角膜是被OK镜片磨破后，让病菌趁虚而入引发眼球溃烂感染的。而且，他在调查中还发现，医院在产品产地以及广告方面也存在着多个违法之处。

　　最终牡丹江市中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医院赔偿赵玲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近10万元。

　　当许多家庭对为固定电话支付月租费习以为常时，邱宝昌明确指出电话月租费和初装费一样，都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实际上是消费者为本应由电信行业承担的经营成本埋了单，它的存在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当听说有人提出北京取消公交月票的建议时，他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只可以改变月票的形式，因为月票对低收入人群和特殊人群是很重要的，而公共政策的出台要多考虑低收入者的利益。

　　在银行卡收费制度出台后，某银行发出对老卡用户收费的告示，他依据《合同法》和《消法》仗义执言:"对老卡用户收取年费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对广大商家打出的"谢绝自带酒水"的禁令，他更多强调消费者的选择权。

　　邱宝昌始终认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十余年来，全国各地向他求助的消费者不计其数，他也一直坚持义务为消费者提供帮助，代理消费维权案件数百起，义务为消费者提供咨询数千次。从食品安全,手机漫游,谢绝消费者自带酒水,宾馆过12点钟收费，到小灵通转市,电脑黑屏,火车票价,明星代言等等社会热点问题，他总是试着对各种社会现象加以法律视角的解读，为着消费者的权利而奔走呼号，为了社会法律和制度的进步坚持不懈。

　　在维权过程中，邱宝昌遭遇过不解,非议,诽谤，甚至恐吓。政府嫌他麻烦，商家怪他多事，消费者也常常对他有误会和曲解。前些年，在一个案件中，患者因为医生在医治过程中的疏忽而不幸身亡，邱宝昌为其家属提供了免费的法律服务，最终使医生的责任得到了确认并使其受到了刑事处罚。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审理结束后，邱律师在法庭外遭到了支持医生和对他不理解的一百多人的围攻和谩骂，而当时患者家属和警员等人走得快，只有他独自面对围攻的人群。虽然最后他通过合情入理的解说使事情顺利得到了解决，但这件事如今想来仍令他心有余悸。

　　不止这些，更令他忧心的还是中国的维权环境。虽然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消费者维权有了更好的法律依据，但若要真正将法条上那些冷冰冰的文字化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利器，还需要一大批像他那样的法律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付出更多艰辛的努力。（实习记者 正方）

　　孙安民:消费者联合起来才能化弱为强

　　孙安民是一名国企退休职工，但在消费者眼里，他是最具影响力的房产维权斗士。

　　老孙走上公益维权的道路完全是出于他的热心，而最初，老孙却是一个被房地产开发商欺诈后去讨公道的维权者，他走过了一条艰辛的路。

　　事情从老孙想买房说起。2000年的时候，老孙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老孙在前几年病退后租了几间门面房做生意也有了一些积蓄，所以便动起了购置新房的念头。他看中西安东方大市场内某花园小区。经过讨价还价，以20.5万元买下了3套房子。老孙说，由于当时轻信开发商，也没有查查他们的证件就付了定金。可是，几个月后，当老孙准备将剩余房款付给开发商时，对方却告诉他两套房子被别人买走了，因为别人出的价更高，并劝说孙安民另选两套房子。老孙没说什么，自认倒霉。

　　后来，老孙又另外选定两套房子，这次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交完款后还在收款单上填写了房号，又要求开发商开了一份标明房号的"房屋已交清房款，交房时不需要再交房款"的证明，并亲自在外面的房号买卖显示牌上贴了卖出的标志，还特意对工作人员叮嘱说:"这3套房可是我的了，千万别再给我卖掉。"谁知这句玩笑话却一语成谶，老孙走上漫长的维权路。

　　2000年6月28日，老孙交清房款后与对方签订了合同，但是对方却称单位公章没在，让孙安民过两天再取。一直等到2000年10月，老孙前去取合同时，却被开发商告知那两套房又被卖掉了。老孙打开合同后，发现有房号的一页被撕掉了，重新贴了一张，并且房号也变了。

　　老孙为一次次被开发商耍弄而不平，他决心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他向区,市和省工商局及消费者协会投诉，但是却始终得不到回音。一直到2002年底，三套房子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老孙放下自己商店的经营，走上了房产维权的道路。

　　房产欺诈事件被披露后，由于媒体的介入，西安市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对这家房地产公司下发了十多次停工,停建,停售通知书。但除了那个公司的老板不断恐吓老孙，还派人当众殴打他,砸他商店,烧他老房子之外，老孙的房钱还是没退。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孙安民决定自学法律知识，要弄明白开发商骗人的伎俩。他把国家有关房地产的法律法规,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和电话,媒体的报道,经典案例等，写成宣传材料，印了六万多份，放在身边布包里，走哪儿发哪儿。老孙说，"像我这样被违法开发商欺骗了的消费者，在西安成千上万，在全国更是不计其数。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勇气站出来维权，我散发材料，是想促使他们觉醒。"

　　由于老孙的门店没人照应，到2004年全部关门，为了能继续走下去，老孙变卖了自己的小汽车，一度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那时，在老孙影响下，西安上百人联合起来，声讨无良开发商。有一天晚上，开发商派人把老孙买房子的钱送回来了，老孙的维权路看似有了结果。

　　老孙在多年的维权过程中懂得:打假维权，在打击假冒伪劣不诚信的同时，还要打击渎职和行政乱作为。巧妙地利用申诉举报加控告,信访条例,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等等，这些是打假维权的最好手段。证据是錾子，法律是铁锤，技巧是火候，勇气是动力，目标是方向，组合在一起，维权就成功。

　　他花八千块钱办起了一个叫"老孙打假"的网站。老孙说，那段维权过程中，不少维权者征询他的意见，光邮寄费和通讯费就花了好几千块钱，别人告诉他不如办个网站更快捷，还省钱。

　　老孙说，"老孙打假"网站，从没放过一个广告。"普法,维权,诚信,解难"是老孙给自己网站写的口号。"我的打假和别人打假的性质不一样，我完全是公益性的。有人曾告诉我要赞助我1000元钱，被我谢绝了；有人得到了双倍赔偿，想给我一点辛苦钱，也被我拒绝了；也有企业要赞助的，也有热心人打电话要求帮我打字,整材料,跑腿的，都被我谢绝了。我说，这是一个长期行为，我没有能力给人家发工钱，而且这事有风险，我不能让别人分担。而最重要的是，我怕收了人家的好处，没有胆量为消费者说话了。"

　　老孙就这么地道。多年来，在他的帮助下，数百名被违法开发商欺骗多则上千万元,少则几千元的消费者维护了自身的利益。但老孙工作的地方却还是卧室墙角处不到1平方米的角落，所有的工作设备只不过是一台旧式电脑和朋友送的打印机。（实习记者 陈晓伟）

　　朱逊:医疗官司不能一家说了算

　　朱鼎龙——朱逊的父亲，朱逊维权案的主角。

　　历经磨难的朱鼎龙并不见明显苍老，但过早戴上的老花眼镜却能够印证维权的艰辛。谈起这段经历，朱鼎龙的眼里再次涌出泪水:"我们有理有据，却苦熬了8年，因无力给孩子及时植入人工电子耳蜗，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一天天错过恢复听力语言的最佳时机……"

　　朱逊因维权历程漫长而错失治疗时机，成了朱鼎龙心头无法解开的心结。以至于6年之后，朱鼎龙对维权过程中的一些记忆片段仍然痛心疾首。

　　"这是世界上最简单明了的官司，关于医院用药有无超剂量过错，属于小学生一分钟就能算出来的算术题，却耗时8年。"说这话时，朱鼎龙一脸的无奈。

　　1995年6月10日，两岁的小朱逊因为轻微咳嗽，医生开了两支8万单位的庆大霉素并当场注射一支，导致了朱逊全聋。

　　而后医患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医院用药是否超剂量。

　　关于庆大霉素，《药典》及产品说明书均有"注意:超量使用可致耳聋"提示，用法均为"小儿每日每公斤体重3000～5000单位，分2～3次给药"，小朱逊当时实际体重是11公斤，剂量范围应在1.1万～2.75万单位，即使按医院所说13公斤体重，最大剂量的计算公式是"5000×13÷2＝32500"。别说一次注射8万单位，就是4万单位，也属超量!

　　这么简单的一道算术题却难倒了许多部门。县"医鉴委"的说法是不超量，市"医鉴委"整整算了一年，在鉴定报告中"经计算"得出:即使一次注射4万单位的庆大霉素，也属违规超量。而本该6个月之内就能作出的省级鉴定结论却历经14个多月，结果却是"经讨论一致认为剂量在正常范围"。

　　其后，朱鼎龙按照当时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要求卫生部复议，他甚至直接找到了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诉说冤情也无济于事。

　　那个时候，法院不受理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服的案件。朱鼎龙说，如果对错误的医疗鉴定服了，那就没有了诉讼的必要。等到终于走上法庭时，法庭的判决并没有带给朱鼎龙父子一丝希望，虽然《药品管理法》确认了《药典》的法定地位，但一审法院照样在判决书上写着:《药典》不作为法定依据。

　　2001年3月15日，朱鼎龙上诉到扬州市中级法院。按规定应当在3个月内结案，最多可延期3个月，然而，此案一直拖至2002年12月27日才宣判。所幸的是，朱逊最终获得了胜诉。

　　这一路，朱鼎龙几乎走到了绝望的边缘。有许多在绝望边缘徘徊的维权者找到了胜诉后的朱鼎龙。

　　朱鼎龙说，消费者维权难最根本的是难在司法层面。就医患纠纷而言，国家规定对于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要经过质证才能采信，事实上容易产生将质证当作走过场的倾向，有的法院也乐意将司法裁量权拱手让给医疗事故鉴定组织。朱鼎龙旁听过有的医疗纠纷案，医院理屈词穷，但照样胜诉。他甚至看到过医院《答辩状》的落款竟是某某人民法院，遇到过医方出错后涉嫌故意杀人，而患方掌握了确凿证据却历经8年都讨不到公道的情况。

　　朱鼎龙说，他无法驱散朱逊案留在心头的阴影，也无法面对生活中有更多孤独与绝望的维权者。为了还原朱逊维权事件的真相，给广大的维权者带来希望和力量，朱鼎龙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完成了《官司》，被法律出版社誉为"12年真情谱写，一部完全没有虚构的旷世奇书"而重点出版。朱鼎龙尽管入不敷出，却将稿费全部捐给"3.15维权"及公益事业。

　　朱鼎龙拿出了一份1998年8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刊有《必须追究错鉴责任》的评论，这篇专门针对朱逊事件的评论，在论证"这起违背用药注意事项造成的严重医疗事故竟被定为‘不属医疗事故’"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医疗鉴定敢于无法无天，还因为其没有错鉴责任追究制度，无故意错鉴而被查办之虞，却有私下‘交易’之利，失去制约的权力怎能不腐败？医鉴不公，医祸无穷。朱逊事件使人联想到我国每天人为致聋哑儿童数以百计，国家预防药物致聋重点工程形同虚设，可医疗界却还在因过获利……只有将胆敢违法错鉴者坚决地绳之以法，使其身败名裂直至身陷囹圄，才能铲除纵容坑人害人的祸根，才能促进医疗行风的根本好转，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才有可能被高度重视。"

　　朱鼎龙说，解不开的心结，时间会让它慢慢淡去，但法制的力量应该始终照亮消费者的心灵。（实习记者 陈晓伟）

　　吴石林:防患假冒伪劣下乡坑农

　　吴石林，湖南省安化县清塘镇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作为。随着城镇消费者质量意识的提升，一些制假售假的不法之徒把目光转移到了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市场。为了捍卫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1988年起，吴石林便自发地肩负起了为农村消费者维权的重任。

　　谈及为农村消费者维权的初衷，吴石林回忆道:"在1988年的时候，当地农民吴卫贵喝了地下酒厂生产的劣质酒，导致七孔流血死亡。我参加了吴卫贵的丧事，看到吴卫贵的妻儿撕心裂肺地痛哭，我心中无比愤怒，暗下决心要端掉当地所有的地下酒厂。"吴石林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发现，那些所谓的散装白酒就是用溪水加酒精勾兑而成的。当时，吴石林结婚不久，因为家里比较困难，他在农闲时靠走村串户收废品来补贴家用。

　　在吴卫贵死后不久，有一天，吴石林去鱼水乡收废品时，看到一位村妇正在大哭。问其原因，原来是她在集市上买的10公斤散装白酒，回到家里不仅少了1.3公斤，还有很浓的生水味。为此，丈夫大怒，要她去退，否则就永远别回家。可是，当村妇找到摊主后，摊主却拒不认账。当时围观的人很多，吴石林为那位村妇主持了公道，让摊主退了酒。事后，吴石林将自己收集的地下酒厂生产劣质酒的证据交到了安化县工商局，县工商局立即开展整治行动，一举端掉了该县所有的非法酒厂。"这一件事在当地影响很大，从那以后不少当地农民遇到消费问题都会找我帮忙。就这样，我走上了为农村消费者维权的道路。"吴石林说。

　　可能连吴石林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这条义务维权的路一走便是20余年，吴石林更是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义务维权的痴心汉子"。他靠收旧货攒钱自费学了3年法律，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20年来，他为乡亲们处理了3000多起投诉，为他们挽回了2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20年来，他自费编辑印刷了几万册《消费者必读》,《农村消费》,《经营者必读》等普法读本送给当地农民，向广大农村消费者普及法律常识；20年维权还使吴石林的服务对象越来越广，他已经由服务当地农民发展到面向全国的农村消费者，他还花几千元建立了维权网站；20年维权也是吴石林的维权队伍不断壮大的过程，在他的感召下，自愿加入他维权队伍的已经有600多位志愿者。

　　吴石林经手调解的案件当事人大部分是农村消费者，他们在自己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后，维权的难度很大。举个例子来说，农民在种子公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种子，劣质种子种下地，在农作物成熟后势必会出现减产而损害农民收益。如果农民找商家索赔，需要请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来到田间调查鉴定，拿到有关部门的鉴定书后才可能获得赔偿，但昂贵的鉴定费用往往是农民无法承受的。如果是异地侵权案件，维权的困难则会更大，除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外，农民在维权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鉴定费等一系列费用都要自己掏腰包。这就造成了维权成本太高，迫使农民不得不放弃权利。

　　同时，农机具,建筑材料,农药,化肥等农民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物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因举证费用不菲，其索赔的难度也相对较大。

　　此外，因农民相对缺乏医药常识，有些农村卫生室和小诊所出售假冒伪劣药品及种种欺诈行为，很容易诱使农民被骗，轻则起不到治疗效果，重则将人致残甚至致死。"现在，因农村的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务工，农村留守的以老年人和儿童为主。老人病痛多，使打着‘下乡送药活动’幌子的骗子异常猖獗。"吴石林忧心忡忡地说。

　　随着家电下乡活动的启动，农村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空间日益凸现。这不仅吸引了许多商家的目光，还牵动着不法分子的嗅觉。对此，吴石林提出建议:第一，农民在对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农村建筑材料进行维权时，采取谁销售谁举证谁代付费用的原则；第二，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农村医药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送假医药下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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