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有个传道的牧师，有一次他在给非洲热带的土著居民宣讲《圣经》时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当他念到"你们的罪恶虽然是深红色，但也可以变成像雪一样的白"这句话时，他一下子楞住了。这时牧师就想，这些常年生活在热带的土人，他们怎么会知道雪是什么样子和什么颜色呢？而他们经常食用的椰子肉倒是很白的。我何不用椰子肉来比喻呢？于是，机灵的牧师便将《圣经》改念为："你们的罪恶虽然是深红色的，但也可变成像椰子肉一样的白。"
　　
　　"雪白"虽然很形象，但"椰子肉的白"也很形象。而这位机灵的牧师只用了后者，却把这个信息已经有效地传给了土人。这就使他的讲话先有了戏剧性的效果。
　　
　　在这里，这位灵活善变的牧师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
　　
　　我们在说话，特别是比喻时，都要注意会使用形象性的语言。
　　
　　形象性的语言听众容易理解接受。如一九二七年的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对那些被打散后又重新集结的起义队伍讲话时曾说：
　　
　　"我们工农武装的力量还很小，就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力量还很大，就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我们咬紧牙，挺过这一关，我相信我们这块小石头就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这里，"小石头"和"大水缸"虽然都是普通的东西，但对于工农起义的战士来说，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如果用"社会发展的肯定性力量"和"社会发展的否定性力量"的说法代替"小石头"和"大水缸"来作演讲，就不那么容易被战士们所接受了。
　　
　　毛泽东的语言可以说是形象性语言的典范。他经常使用人们熟悉的形象。比如说他号召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时就说要推翻"三座大山"；遣责蒋介石不抗日，却要抢占解放区的土地时，就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不栽树，不浇水，却要摘桃子"等等。由此可见，形象性的语言确实寓意明晰浅显，听众感受和理解得比较快。
　　
　　善于辞令者说话，不仅常用视觉和听觉性语言，同时，他们也善于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运用其他感觉形式的语言，即味觉、嗅觉和触觉性语言。
　　
　　如三国时的曹操，在一次行军途中，对那些口渴难忍的士兵说"前面有梅林，可以摘梅子吃"，运用的就是能引起士兵"酸"的味觉的语言；毛泽东把空话连篇、长而无味的"党八股"文章讥为"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就既有视觉传感，又有嗅觉传感，使听众对"党八股"文章增加了厌恶感。
　　
　　卡耐基认为，说话时巧用谐音法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化平淡为神奇，取得出人意料的戏剧性效果。在谈判桌上和演讲当中，也有很大的效用。谐音法的运用大致有几种形式：
　　
　　婉言批评。在特殊情况下，不愿明言指责，运用谐音法可达到委婉批评的效果。
　　
　　有一次，一位小伙子向老人问路："喂！去索家庄该走哪条路？还有多远？"老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对小伙子的傲气和无礼很不满意，随口应道："走大路一万丈，走小路七八千丈。"
　　
　　小伙子听了摸不着头脑："怎么这儿论丈不论里？"老人笑着对他说："小伙子，原来你也会讲里（礼）？"小伙子知道自己失礼了，连忙给老人陪礼道歉。
　　
　　谐音讽刺。运用谐音法，可对不便明说的丑恶现象和人物进行讽刺鞭笞。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国民改呼"皇帝万岁"为"民国万岁"，人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而事实却是军阀混战，贪官盛行，民不聊生。撰联大师刘师亮编出"民国万税，天下太贫"的对联，其讽刺的效果可谓入木三分。确实，民国不能"万岁"，却有"万税"，天下不大太平，只有"太贫"。
　　
　　谐音表态。利用交谈语言中某个字的谐音关系，可委婉地表明自己对某件事的态度。
　　
　　清人郑板桥在潍县做县令时，逮捕了一个绰号"地头蛇"的恶棍。恶棍的伯父和舅舅（与郑板桥是同科进士）带着酒菜连夜登门求情。在酒席上，进士提出要行个酒令，并拿起一个刻有"清"官的骨牌，一字一板地吟道："有水念作清，无水也念青，无水添心便念精。"郑板桥更正道："年兄差矣，无水添心当念情。"进士听了大喜。郑板桥猛然感到中了计，紧接着大声说道："酒精换心方讲情，此处自古当讲清，老郑身为七品令，不认酒精但认清。"那两人见状，只好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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