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第二师范学院的讲演》　1929年6月2日

　　此稿系友人于一君今年六月二日在女师大听鲁迅先生讲演后一篇私人的记录。他把稿子交给我,要我为他整理一下去发表,但因为自己事情太忙,一直耽误到此刻才得动手。这个,已经连“明日黄花”都说不上了，然而因为爱好这篇东西的缘故，终于动起手来。

　　有两点应该声明的是：第一，这东西的发表，并未向鲁迅先生征求过同意；这自然是颇为不应当的，但鲁迅先生或许能够想到那其中的“不得已”吧。第二，这篇东西并非是特别准备了去记录的，只是于一君在当时用了日记本，把膝盖头当了桌子，简要地记下，回家后再凭了个人底追忆写出来。所以其中就有许多地方颇不接气，而全篇也似颇不一贯。这些，我想似乎都不致于得不到鲁迅先生底原谅的吧。

　　请“哂纳”我们这鲁莽！——TT在石窟

　　全文如下：

　　这些天没有看过一本书，没有研究过一些东西；妇女问题尤其是没有研究过。此地叫我来演讲，因为曾经在这里讲过书的关系，不能拒绝。今天对诸位恐怕没有什么贡献，不过是临走前的谈话而已。

　　现在的青年，都要求出路，就希望能够在年纪较大的人们中间去找出一些有系统的指导。但是这样的东西，在现在年纪大一些人们中间没有！于是一般青年感觉到失望。

　　在报纸上看见胡汉民先生这样地说过：五四运动在当时并不坏，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有了流弊。自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在当权者看来固然是有弊，即在学生方面看来，怕也有弊吧；然而两方面所看出来的弊，却又全不一样。

　　现在什么都比从前不很一样了，在画报上时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结婚象片，样式虽然各不相同，却大约总都是男的穿了西装，女的头上蒙着一大块纱，长长的拖到地上，手里还抱着一束鲜花。……还有比这更多的是女跳舞的、女电影明星、女交际家等等。于此可见妇女确是出现在社会上了。外表是如此，实情究竟怎样呢？却有人说那不过仅是一种点缀。

　　我觉得妇女教育里，现在有两种困难：一种是在求学方面，一种是在职业方面。

　　旧式女子是感觉不到这困难的，因为她们唯一的出路是结婚，而这结婚又毫不用自己费力气，只是抽签式的，碰到那里算到那里。所以这困难只有新的妇女感觉到，只有她们很惶急地希望免除这困难。免除的方法自然很多，但是根本的方法，非社会经济制度改变了不可。

　　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底主义里，有些地方是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义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我全不知道。

　　现在中国的生活方法，似乎只借重在两种资本上：女人用身，男人用头。上海就是最清楚的例地：满街都是绑票匪和妓女。

　　这样情形是必须改革的。然而这并非是几句话、几篇文章所能奏效的，要紧的是脚踏实地从实力上下功夫。

　　现在青年们一般的错误是观察不广，往往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打转。喜欢文学的往往不看科学一类的书，并且许多人以为如其理科弄不好，数学干不成，就可以去弄文学。这样，学文学便成了这么一种什么都学不好的人的逃路。理科数学当然不会有成绩，便是文学，也绝弄不出可观的结果来。

　　记得三年前学生界有一种打倒知识阶级的运动。他们的意思是：现代的需要是工作不是思想，想得太入神了反而一件事也弄不出。

　　据谣传，又要请吴佩孚、孙传芳等出来了。如果他们可以出来，则章士钊亦许可以到此地来做校长。就此一点说，我们的人才实在太少了。现在的青年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理想太高。比如关于职业，他们往往把社会看得太干净，总是高兴地拣了一个最美丽最伟大的理想职业，安置到社会里去寄存着。对于婚姻也是一样。这种理想一到实社会上就碰钉子，而且是特别大的钉子。于是就到处都感觉失望、灰心，最后的结果是自杀的风尚一天比一天高起来。我们看上海公安局那种在黄浦江边立了“死不得的”的大木牌的滑稽办法，该得到一些什么暗示、发生什么感想呢？

　　一切的梦想，最好都赶快丢掉，这办法也很不少。最要紧是要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更要放平些放低些。不要把自己范围在一个太小的圈子里。比如从事文学的人，也可以时常看一看理科算学的书籍，即如看报，也不可光看一面，看完了要闻、杂俎，也可以看看广告，比较一下它们所占地位的大小。现在报上最多的广告，不外乎香烟与药品两种，由此便可以推想到现在的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看报，方不至光看见假社会而不见实社会。我们此刻不是要从假社会里看一些眩目的把戏，我们要战斗，必须认清楚实社会方可下手。

　　尚有一层，我以为自己的互斗应该及早消除。比如压迫女性的，并不一定就是男性，也许正是女性自己。所以打骂儿媳妇的，往往不是公公，而是婆婆或小姑子。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男性，所以帮男性说话，想转移女性斗争的目标。其实，现在的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受着自己同性的压迫，而且这情形还很厉害。

　　现在喊得最响的一句话“阶级斗争”，我看简直不如“同级斗争”来得更写实。这种同级斗争，并不限于两性之间。总司令骂总指挥，创造社骂语丝社，他们都是同一阶级的人物。这样的斗争，既没有什么危险性，同时又最容易表示出他是一个战士。如果一个拿笔杆的人去和拿枪杆的人斗争，那当然是太危险的了。所以他们看定了这个巧妙的战斗术，专门来骂同级的人们。

　　羊是绝不敢和狮子斗争的，因为那太危险。但是羊和羊之间，却极容易发生斗争。一个羊在安静地方吃草，设若另一个羊也来吃草，你也吃草，我也吃草，你也不怕我，我也不怕你，于是因了吃草问题，就很容易发生斗争。然而，如果这时狮子来了呢？

　　别处的情形我不大知道，就说文艺界吧，他们的同级斗争就很厉害。他们的领袖欲非常之强，你做了领袖，我也希图做一下领袖。于是就运用这巧妙的战略，把所谓的领袖大骂一顿，自己便俨然也成了领袖。

　　现在的文艺界表面看起来，似乎极其热闹，甚么甚么的社，一天比一天多。但多一个社却总除不了是这么一套文学家：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再一个是批评家。这样，就热闹了，诗人拼命的做诗，小说家拼命的做小说，批评家则拼命的捧这两位文学家的作品，那一方面则拼命贬斥以外的文学家。你也骂，我也骂，于是乎中国的文坛就不胜其热闹之至。

　　总之，中国人的眼光太近视，是一般的通病，往往为了眼前一块小石头绊了一下脚，就抛开了正事不向前走，而与小石头相争持一辈子。文艺界是如此，别的界也无不如此。

　　还有一种人专门牺牲他人以满足自己，他是一个各种主义者：要用人帮忙的时候，便高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要争夺利益的时候，便又高唱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处处他都有他的大道理。好比创造社的刊物，都是用报纸印的，因为他们的文章都是作来给第四阶级看的，这似乎很有道理，但他们的定价却又与好纸印的一样。

　　话扯得太远了。青年人要求出路，第一必须把眼光放远，着眼到实社会的内部；另一方面又要抱有牺牲的精神，但我所说的牺牲，须以不受人利用、作少数人的傀儡为限。为大多数的人而牺牲，则从事多么大的牺牲也决不至于蚀本的了。

　　文章摘自《鲁迅的声音》　珠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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