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辩论理论

         按照以上定义，语言对人类具有两种不可或缺的作用：1)语言作为思想载体的工具性作用；2)语言作为文明标志的中立性客观标志性作用．从这两个作用可以推论出两个引伸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言，以及谁的语言说得更好谁就更文明更高级更伟大．在历届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上，汉语做为攻城拔寨、克敌致胜的刀枪，其工具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汉语作为思想水平和文化文明水平的标志也得到无微不至的彰显．

　　 随着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历史的延伸，语言的引伸意义，即作为思想文化水平的标志，远远超越其工具性作用．而且，语言本身越来越异化成艺术，而不是思想表达、沟通和交锋的工具．资深辩论教练和评委张霭珠女士曾撰文指出，汉语已"达到至善至美的艺术境界．汉语不仅有丰富的词汇、灵活多变的语法结构；历代积累的典故成语、诗词、警句、谚语、箴言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使汉语在世界各种语言之中出类拔萃、魅力无穷"（1993，133页）．语言的艺术化，表现在汉语大专辩论赛上的结果是，辩论不再是思想观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交锋，而是语言艺术的展览．据张霭珠女士称，"华语既是辩论的工具，对华语掌握运用的水平又是评判的标准……"（1993，133页）．汉语大专辩论赛展示的可能就是上面罗列的种种语言美妙之处吧．
　　对语言有什么样的定义，对辩论就会设制什么样的标准，最终必然会造就什么样的辩论风格和辩手．由于我们把语言理解成思想、艺术和美的结晶，导致辩论成为语言秀，导致辩手成为语言的表演者或者－－说得难听点－－成为语言的卖弄者．我们反省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历届汉语大专辩论赛确实是一出不断自我重复的语言秀．虽然每位辩手的发言时间通常只有3分钟，但他们通常都会表现出如下的几种语言秀色．
   　首先，历届辩手大都喜欢使用散文诗歌型语言表达方式，陈词中既少不了比喻、成语和排比式修辞，也不缺易于煽情的诗词或哲理，但缺乏朴实的语言和朴实的道理，没有自己的鲜明的观点，根本就不象是青年人在讲话．正如李霞所说的，"辩论稿的语言有越来越华丽的倾向，（因为大家以为）华丽的语言气势如虹、富有感染力"（1998，191页）．1995和1999汉语大专辩论赛的总导演潘跃（1998）也曾抱怨，如今的辩论过分依靠积累堆砌华丽的名词和煽情性的形容词．
   其次，辩论稿里古文和旧体诗词，特别是带有某些肤浅哲理的警句或语录泛滥成灾．据刘春观察，"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历届辩手百用不厌的诗句（1998，71页）．除此之外，屡被引用的诗词多的是，包括一、两百年前西方古典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现代主义朦胧诗．1999年西安交大队的四位辩手就在决赛中反反覆覆地朗诵毛泽东诗词．1997年加拿大队的四辩在初赛的结辩时曾引用一段古文，连在座的主办人员都听得"一头雾水，幸亏他背诵完之后解释一句：''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拔苗助长''，（主办人员）才明白其意"（张泽群 1998， 21页）．
　　再其次，很多辩手尤其热衷于引用伟人圣贤的语录为自己撑腰壮胆，最经常被抬出来示众的包括中国的孔子、孟子、鲁迅、金庸和西方的布拉图、培根等人．1995大赛的台湾辅仁大学代表队一辩在半决赛陈词时，3分钟之内先后引用了孔子四段话，王阳明、亚里士多德、马克斯韦伯和邓小平各一段话．除此之外，他还提到马克思伦理学，并引述了一段当代中国流行的一段顺口溜．别人的话林林总总加在一起，远远比他自己的话要多．更有甚者，有时候，一方刚朗诵出某位古今中外圣贤的一句话说明己方的观点，另一方马上背出同一位圣贤的另一句话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其实，早几年老边（1995）等人就批评了言必孔子老子的辩风，可时至今日，辩论一如既往仍然是名副其实的比赛背诵语录哲理和诗词警句．
   　另一种语言秀是李霞所抨击的"妙语翻版"现象（1997，192页）．即对某些家喻户晓的语录哲理诗词警句格言稍加处理，加减或替换一两个词以后再洋洋自得地抛出来博取掌声．比如：把屡屡被人引用的"梅花香自苦寒来"稍加改动变成"梅花香自温饱来"．这种耍小聪明的伎俩，可能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也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多旁征博引暴露出自己缺乏思考力、想象力不足、应变能力差，反正许多辩手乐此不疲，蔚然成风，使"妙语翻版"成为汉语大专辩论赛的唯一御用出彩手段．我注意到，俞吾金（1993）在总结如何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时，举的三个例子都属于"妙语翻版"的范畴，其中包括对裴多菲和柳宗元的诗的翻版．
   　还有一种语言秀是刻意地酝酿感情、用煽情和富有鼓动性的的声音和朗诵调动评委和观众．王秀梅指出，历届中国代表队都采用"华丽恢宏、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辩论风格"，各辩手都"习惯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浩然之辩"（1998， 170页）．这种浩然之辩，在国内被称为雄辩．1999年的大决赛的辩题是美是主观 （客观）感受，中国西安交大队的四位男士在辩论这样一个颇有几分浪漫的主题时，不仅屡屡引用某位伟人在战争年代写下的诗句，而且声音一个比一个激昂、一个比一个雄壮，一个比一个意气风发．
　　以上列举的种种语言秀表现形式，经常集中出现在辩论陈词中．我举1997年首都师范大学四辩在决赛中的发言第三段为例：
宇宙浩瀚无边，百万年的历史也不过沧海一粟，但人类就在这沧海一粟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今天规律的世界，这恰是人们不懈的探寻真理，把握真理，运用真理，传播真理的结果……（省略散文式语言100余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
  　 这种华丽的语言秀，越是在开篇和收尾的时候表现得越是特别夸张地优美、浪漫和雅致，和富有虚情假意．以1995年南京大学一辩的开篇为例：
   　谢谢主席！尊敬的评委，各位嘉宾，来自宝岛的对方辩友，大家好！洪荒久远的50万年前，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过去，他们学会了钻木取火．
   　若是在收尾时，辩手还要配上语重心长或激动人心的语调，意在煽动评委和听众的感情．复旦大学四辩在1993年大赛上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朗诵的是顾城的一首诗，特别令人耳目一新．但从此，各队结辩群起效之，不免给人一种东施笑颦的感觉．连新南威尔士大学代表队也亦步亦趋，参加1995年大赛时做结辩时非要来一句"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直到1999年的大决赛，西安交大队的总结陈词时还是声情并茂地老一套：
 ……我们爱生活，因为生活的故事上下五千年，叫人浮想联翩．我们爱自然，因为万类霜天竞自由，那是生命的礼赞．综上所述，我方认为，美丑无对错，审美无争辩．因而我们还要强调，美是自由的象征，我们来自五大洲的辩友才能胸怀宽广地唱一首：义深情似海，感动天地间．
　　以上的讨论，无疑是建立在批判语言秀的视角上，但我并不是全盘否定借辩论表现语言美的做法．我完全同情新加坡辩手和马来西亚辩手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们生活在后殖民时期，面临殖民者留下的语言和主流民族语言的压迫，但他们仍孜孜不倦地以弘扬中华文化和汉语为己任．他们借辩论为媒，刻意彰显汉语的优美，以求扩大汉语的影响和地位，这不啻是非常聪明的策略．我甚至可以理解外国选手刻意表现出来的语言花招，因为他们把汉语辩论赛视作检验自己汉语水平的机会．但国内队员（一定程度上包括台湾队员）以汉语为母语、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我们的辩手仍然要以辩论的幌子来掩盖语言的虚荣，这才是我耿耿于怀的真正原因．
   　我还要补充的另一点是，辩论语言秀的原因不全在辩手的身上，更多的是在评委和教练的身上．有什么样的评委，便会有什么样的教练 ，当然也会有什么样的辩手．在某种意义上，观众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的纵容导致了语言秀的泛滥．众所周知，国内的辩论赛实际上是比老师的解题和文采，辩手只是辩场上的扬声器和播音员．1993年北京"万家乐杯"大学生辩论大赛冠军得主北京大学队在决赛总结陈词4分钟里，用了近一半时间（近2分钟）朗诵了一段优美的散文，几乎没有提到辩论的主题，结尾时还抑扬顿挫地朗诵了舒婷一首长达99个字的诗．北大主教练事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他写道，诗朗诵"尽管从内容上来说和辩题没有关系"，但当我们的结辩"最后以沙哑、低沉的嗓子朗诵完这段诗时，犹如一首激奋的交响曲到了它的最后的华彩段落，深深打动了演播室里每一位在场观众的心"（朱锋1994，187页）．如果没有教练的指点、评委的导向、观众的纵容，很难想象这种辩风会出笼，并且会愈演愈烈成为气候，最终得到冠军的荣耀．
   　换句话说，大学生做为表演者只应负有限的责任，培养大学生的教师和学者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后者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语言秀的大师，有其师必有其弟子．我最近看到某著名学者出版的一本专著，书中是这样评介《格萨尔王传》的．它是"耸立在（喜马拉雅山脉）群峰中的珠穆郎玛雪峰，以其巍峨高耸、晶莹剔透、圣洁超群的伟姿，辉映古今，令人仰止，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无价之宝．受到全世界的瞩目的珍视，被称为''东方的伊里亚特''"．这段书评，若论语言，无疑是优美华丽的，但论内容，除了苍白和假大空便一无所有．如果做学术的目的，就是挖肠刮肚地拼凑出美丽而又假大空的词藻达到歌功颂德的目的，那将是舞文弄墨者和为人师表者最大的悲哀．
　　语言是一个美丽的枷锁
   我在以上的讨论中指出，由于受到传统对语言的理解的引导，汉语大专辩论赛将语言视作文化文明的标志，所以华丽漂亮的语言成了众多辩手不懈追求的境界．现在，我再换一个角度，考察几种反传统的语言定义，并以这些新的定义作为视角，进一步检讨语言在汉语大专辩论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起到的作用．首先要说的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祖师爷索绪尔（Saussure 1974）对语言的三点解释．其一，语言符 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历史上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日积月累地共同固定下来的．其二，语言符号通过排列组合来表现并确定各个符号的意义，把伟人称作老师是表示敬仰的意思，而老师这个称呼用在小学教师身上很可能是把被称呼者贬为教书匠．其三，语言不仅仅是辨认、描述、记录包括我们思想在内的世界的工具，而且构成我们的世界，换言之，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这三点解释中，最令术语左右了许多辩手的思路，把他们逼进偏颇、绝对、极端的死胡同．无论他们遇到利大或弊大、或孰重孰轻、或任何其它类型的辩题，他们都要习惯成自然地按全称判断来解题，并且无视或极力掩盖这种绝对说法的种种弊端、漏洞和不合情理之处．如果辩治愚比治贫重要，他们就绞尽脑汁地证明治愚绝对重要，而且治愚对普天下古今中外的全人类各个民族都同样重要．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强求对手走向另一个极端，建立起另一套截然相反的全称判断，然后己方再提出所谓的反例来攻击对方的全称判断．如果双方都热衷于证明全称判断并致力于寻找对手全称判断的漏洞，这时候，谁更能把说不通的话说通把极端绝对的话说圆而且说得漂亮谁就更能出彩．这也是国际汉语辩论大赛假大空语言日益盛行的原因之一吧．
   　上面说到的军事化语言、盘问、全称性判断，再加上本文未讨论到的其它语言陋习，使众多辩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屹立在辩坛上，争先恐后地高呼着圣贤语录或诵唱着奔放的诗句，对着亿万电视听众斩钉截铁地断言"通过斗嘴就能找到绝对真理"或"自然科学绝对比社会科学更重要"，那些对中国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有认识的人，不知该做何想．难怪1995辩论赛编导刘春会"每每听到语言高亢尖铿仿佛真理在握的演讲，他总有些恐惧"（1998，72页）．
　　语言牢笼里的困兽之斗
   按照本文的论述，语言对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仿佛是无所不在而又不可避免的，仿佛人和语言的关系颇有一日使用终身为奴的意思．那么，人是否可以冲破语言的枷锁呢？虽然我认为很少有人可以完全摆脱语言的枷锁，但部分人可以刻意的、有意识地尝试一下．我最欣赏的是那些明知不可能仍不轻言放弃的人，包括作家王朔．当说教性政治语言在中国文学创作领域统领风骚时，王朔首创用调侃语言创作的新风尚．杨东平分析，王朔"大量活用、曲用、反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常用的政治概念、政治术语、''文革''语言……（或者）对传统格言、正统理论的曲用、谐用"（1994，547）．王朔对汉语传统表达习惯的改造，有助于他挑战呆滞僵化、脱离百姓的正统文学语言的枷锁．杨东平的分析中包括的几个关键词很能说明问题，包括活用、曲用、反用和谐用等，说的就是王朔颠覆、破坏和改造主流语言表达习惯．必须指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倍受辩手爱戴的"妙语翻版"似乎也含有活用语言的成份在内，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妙语翻版"和王朔对语言的改造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王朔对语言的改造是反动的，既破又立的，而所谓的"妙语翻版"说穿了只是借用名人的格言语录稍经加工便古为今用点饰己方的陈词罢了．
  　 某些外来辩论队在历届汉语大专辩论赛中的表现有时候会冲击汉语语言的界限．他们有些人是因为对汉语的掌握有限而在无意之中违反了汉语语言习惯，如把欲速则不达说成欲达则不速．但也有些人－－包括我本人组建的新南威尔士大学队－－确实苦心孤诣地挑战汉语的习惯表达方式，力求在一潭死水里搅出几团漩涡．俞吾金指出，这些外来选手的语言"说出来超出听众和评委的想象之外，给他们一种新鲜感和思考的余地"（1995，50页）．由此看出，外来选手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新南威尔士大学汉语辩论队是怎样想方设法颠覆语言界限和摆脱语言束缚的．
　　在解题方面，我们放弃了全称判断选择了相对论．1995年我们和新加坡大学辩论治贫和治愚哪个更重要．我们提出治贫和治愚都非常重要，但对于穷人和穷国而言，解决温饱就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对手说的是治愚在任何时间空间内都重要，而且全盘否定了治贫的重要性．和我们相比，对手的全称判断立场自然显得偏颇、极端和不近情理．1999年我们和西安交通大学队辩论足球比赛引进电脑裁判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手极力证明各种情况下的利大于弊，而我队辩的却是利弊没有绝对的大小，并且说利大于弊的人有其目的反过来说弊大于利的人也有其意图．难怪我们的辩论给观众和舆论留下 "语出偏锋"的 印象 ．
  　 在辩论方法方面，我们在发挥语言的交流和沟通工具性作用的同时，通过刻意挑战即有的语言界限来彰显其消极作用．比如，1995年和新加坡队辩论治贫与治愚孰重孰轻时，我方辩手为了冲击社会对愚的负面含义的认定，便要求对方说明他们说的治愚包不包括愚公移山的愚．到了1999年，我队更加注重在语言方面标新立异．针对辩论赛引经据典的传统，我方辩手首先宣誓："我方绝不引用唐词宋诗－－不，唐诗宋词！"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故意冲击传统的辩论方法和打乱汉语的词语搭配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到了盘问阶段时，比赛章程本来注明我方二辩指名盘问对方，但我方二辩故意声明自己的问题对方谁答都行．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表明我们对赛制过多的条条框框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减审问盘问的色彩．不仅如此，当对方试图盘问我方时，我方辩手一反常规，没有兵来将挡强词夺理，而是反问对方有什么权力"审问"我方．我方二辩提问时，还故意对汉语的表达习惯进行改造．比如，一般辩手盘问对方时都喜欢提出刁钻的问题难倒对手，或设制圈套陷害对手．而我方二辩则别出心裁地说，"我问你一个最容易的问题，来刁易你一下"，或"我问你一个容易的问题，希望不会把你容易倒了"．我方的部分辩手本来母语就不是汉语，语言功底方面必然吃亏许多．但由于我们别出心裁地对辩论方法和汉语表达习惯进行改造，反而显得更具有语言表现力和冲击力，更能震撼观众．
　　总结
   　综上所述，语言既是思想的载体和人际沟通的工具（以及辩论的手段），也是思想的束缚．换言之，成也语言，败也语言．鉴于语言的工具性作用属于众所周知的常识，本文突出讨论了美化语言造成的后果和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和限制．在此，我还必须补充说明一点，无论是工具论还是束缚论，都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喜悦和痛苦．工具论者可以对语言精雕细琢说出妙不可言的语言，但华丽的语言说多了难免给人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形式主义的感觉．另一方面，束缚论者可以反其道而言之语不惊人誓不休，但叛逆性语言说多了恐怕会使人认作是奇谈怪论、词不达意、不知所云．仅就辩论而言，我个人希望看到更多的反常规语言．费思克 (Fiske 1987) 指出，艺术表现有两种方法对待观众，或是试图感动他们、影响他们、使他们接受艺术家的意义，或是通过"疏远"他们以达到激发他们思考的目的，使他们有意识地生成自己的意义．我个人认为，第一种方法适宜于思想教育因而在过去的中国比较普遍．第二种方法不太常见，但考虑到它有利于冲击语言给思想造成的束缚，并激发观众的思考和想象，它更符合我们举办辩论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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