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之一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当前，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振奋精神、凝聚力量，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促进社会和谐、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加快实现“四个率先”，不断开创上海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已成为1700万上海人民的共同心声与追求。
从上海的实际出发，推进“四个着力”，实现“四个率先”，首先要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它作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着眼提升上海产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下大气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持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深入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积极推进自主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多做贡献。
创新的根本，是实践、学习和知识积累的过程。其中，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的高低，决定了技术创新的程度和可持续性。这对于城市创新也是如此。切实提高城市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其前提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开放：一是城市层面的开放，指城市之间市场的对接程度、人员的流动程度、信息的传播能力，即通常所说的城市之间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管理流的流动能力；二是产业层面的开放，在完全开放的产业体系内，特定城市的产业布局是要在国内、国际两个产业体系间达到相互融合的程度，也就是说既要能够满足国家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基本要求，同时也要能够适应产业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三是企业层面的开放，指企业之间经济活动的往来，如创新项目的合作、技术人员的交流等，当然，在更为广泛地含义上，企业层面的开放还包括产学研之间的合作。
结合上海的实际，我们不难发现，上海是一座城市层面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海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很大；空间层面开放的结果带来了外资的大举进入，上海的产业体系逐步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之中，这也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印证。但目前一个重要的障碍是，上海企业层面的开放程度还不高，尤其是在创新合作的活动上显得更少。
根据《上海产学研联合模式与机制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显示，上海市大中型企业相比全国而言更倾向于引进国外技术，更不注重消化吸收，极不重视购买国内技术。其结果是，在单纯依靠国外技术引进的前提下，合作与否就变得无足重轻。民营企业的短期行为则表现在不是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提升竞争力获取长期收益，而是大量进行技术仿制等来获取短期利益，进行技术开发和合作创新的意愿不强。本质上讲，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上海的国有企业比重较高，支配企业创新行为的非市场因素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急于求快求成的心理使得合作创新不是最佳的选择；二是上海的企业在国内的同行中往往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这促使它们把竞争的战略目光刻意地聚焦在国内，而没有放在全球的竞争环境中来考虑自身的定位。可以看出，上海的自主创新能力表现出某种非均衡性的特征，即城市层面和产业层面开放的事实将确保上海的科教资源不断扩充，而企业层面较为封闭的特征将制约上海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以日本为例，日本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模仿创新—合作创新—自主创新”的道路。在助推日本创新能力的过程中，企业层面的开放与企业间的创新联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者指出，日本企业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在于：日本的企业是完全开放的，企业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合作非常频繁，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错综交错的网络型结构。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之下，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速度非常快。比如，为了抢占市场先机，日本企业非常注意化整为零，核心技术是自己开发，一般技术让给其他企业，企业之间结成伙伴公司，产品上市后利益共享，这种形式类似于组织科研攻关。对上海而言，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当然不可能单纯走日本的老路，但人家某些有益的经验仍值得借鉴。因为即便在模仿创新方面，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到位，我们对引进的先进技术主要停留在仿制和一般性使用，没有很好的消化吸收及二次创新。
目前，上海产业创新发展面临两个大的机遇，一是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二是外资服务业和制造业研发总部的大举进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由于世博会更多地将体现在对产业的联动作用上，因此，外资服务业和制造业总部的大举进入很可能是我们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契机。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角度看，制造业研发总部直接与技术创新相联系，因此，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吸引更多的研发总部来上海，完全依赖于国外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也许并不现实，也要关注那些国内确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研发总部。外资服务业的进入将促进上海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这虽然不能直接带来创新，但它却对上海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一方面，它能够显著改善城市的基础环境，使上海吸纳人才、吸纳研发总部的力量更加强大；另一方面，它的服务功能又可以确保产学研合作的顺利开展。
我们尤其需要认真研究一下合作基础上的集成创新模式。在开放条件下，合作包括了对国内和对国外的两层合作之义，集成创新自然也应该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全面展开。有鉴于此，要提高上海的城市创新能力，就需要通过培育和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体系来驱动，要坚持发展两个网络、两个连接。一个是外部网络的外部连接，即上海与国内外其他城市在技术来源上的连接，促进人员、信息、技术、知识乃至企业等多个层面的联系。为此，政府要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激励的方式鼓励本地企业与国内外其他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另一个是内部网络的内部连接，也就是构成上海的所有行为主体——包括官产媒民学研六大主体——在创新活动上的连接。在这一问题上，不仅要加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也要重视同一主体内部的相互联系。当前较为重要的问题是，加快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资源的集成，着力营造出以市场为导向的长三角创新网络，同时也要把合作创新能力纳入到对国有企业的考核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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