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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莺飞草长的三月了，这个三月和以往略有不同的地方是又开始号召“学习雷锋”了。
还记得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是认认真真看过雷锋的电影，学习过雷锋的事迹，背诵过雷锋的日记的；
到了我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时，初初发现我的学生们竟然已经不知道雷锋是谁的时候，心里不是没有愤慨的，
因为对于我们而言，雷锋已经成了一个好人好事的符号了。
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到了今天仍然要依靠雷锋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失德”问题呢？
首先，我想纠正的是，很多人反对把雷锋重新拉出来，认为雷锋是文革的产物。
其实我并不认同。
雷锋这一典型的塑造是具有信念上的积极意义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毛主席的英明之处。
在那个打倒了孔家店的、抹平了一切差异的年代，民众需要一个追求卓越的理由。
既然不能再追求成为有德的君子、圣人，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区别如何体现呢？
毛主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依然可以成为精神上卓越的人，都可能达致伟大与崇高，这就是，坚持一生做一个好人。
偶尔做一件好事，仅仅是一个道德践行而已；
但如果坚持一生，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第一，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坚持本身就是一项美德；第二，追求做一个好人，毫无疑问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第三，通过坚持做好人，可以从渺小中成就伟大，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在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时候追求自己的梦想、成为卓越的伟人。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这就是一个最切近的便于坚持的信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60年代学习雷锋这一做法，填补了当时传统文化被打倒之后的信念缺失，以一种最为直接简便的方式让每一个普通的民众有追求有信念，而这种追求与信念又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有着政治上远见卓识的行动。
其次，我想申明的，世易时移，今天不能把雷锋摆出来和当年毛主席不能把孔夫子摆出来性质是一样的。可见，今天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太没创意了，比起40年前，实在低了不是一个段位啊。为什么这么说，理由如下：
第一，当年号召学雷锋，是因为那个年代是有信念的年代，只是终极目标过于遥远，我们不能指望一个遥遥无期的乌托邦具体指引我们的生活，所以需要一个切近的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追求，这个追求与那个我们信奉的终极目标并不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共产主义让我们相信我们在物质上终有一天会得到满足，在物质尚未满足的情况下，通过现实的努力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先满足了我们的精神需求。然而市场经济的今天，不是需要为信念填充一个切近的内容，而是信念本身已经缺失了；不是大家不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卓越的人，而是没有人再追求卓越；不是没有人不知道应该做一个好人，而是大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了，没有充分的理由与充足的动力了。学习雷锋能解决的，仅仅是前者，而非后者，当根基不存时，学习雷锋就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第二，在一个社会分工不明确的时代，做好人好事是一个没有任何歧义的概念，操作简单便于执行。然而在一个社会被分化为各个不同的领域的时代，做好人变得不仅需要意愿，也需要相应的智识能力。单纯的好人只能留在私人领域去做，可是私人领域的空间其实很有限。在政治领域，一个政府最大的美德可能恰恰是不要想着做好人好事，才反而最有利于全体大众。这个标准太高，还是想想怎么尽忠职守，把自己应尽的责任履行好吧。在经济领域亦然，如果企业家的资金都用来做好事而不能转化为资本继续创造利润的话，只怕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巴菲特在成为世界首富之前并没有捐过钱，因为他觉得资金只有在他 的手里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当然他后来承诺捐出全部身家的85%，而他这样做显然与学习雷锋的关系不大，而是与西方整体的文化传统有关。
由此可见，在今天号召学习雷锋，无论是从目的上还是手段上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失德问题都难有成效。
最后，如果这个举动仅仅是没有成效，或许并不值得我们花费如此大的精力来讨论，反正政府做的没有成效的事情也不差这一件了。问题在于这种由政府出面呼吁德性的方式本身蕴含着执政者对于道德自身乃至其执政职能范围的理解与定位，可怕的不是政府做了什么，而是政府在认定这样做是合理之后还会做什么。
第一，这意味着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有问题。从“房地产商应该留着道德的血液”到“跌倒老人搀扶条例”再到“全社会学习雷锋”，体现的是同样的逻辑，即资本和道德，特别是传统的舍己为人的道德，毫无疑问的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这是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的矛盾，从亚当斯密开始就一直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或许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一直见仁见智，但起码有一点应该是能够达成共识的，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尊重理性人追求合理的利润最大化，所以房地产商道德与否与他们的利润率高低没有必然关系，当政府把房价居高不下的责任推到房地产身上时，就意味着政府撇清了自己的责任。一旦缺少了这种最基本的尊重，就意味着个体的财产权是潜在的受到威胁的。当道德的帽子扣在企业家头上时，企业家可能需要通过让渡一部分财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道德了。中国的慈善一直存在问题与这点混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处就不做赘述了。
第二，这意味着对于政治的边界理解同样存在问题。前文已经说过，好人好事在当代社会是一个过高的标准，极易产生歧义。往好里说，一个政府应该规定的是最低标准的强力执行，从而为它的全部公民提供自由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让所有公民都按照一个标准行事，都被刻画成一个样子，这是不现实的。往差里说，这个过高的标准好像一顶巨大的帽子，可以扣到任何政策之上赋予其某种合理性，只要它打着道德的旗号。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制造的恐怖也好、纳粹的奥斯维辛大屠杀也好、中国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也好，哪一次社会的大动荡不是伴随着全体人民道德激情的高涨？！当“悲悯”与“良知”不再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交流与反思，就是社会性混乱的始作俑者，这是太恐怖的。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一个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好方法是提供一个程序正义的制度平台，把经济的还给经济，把道德的还给道德。没有人能规定道德的合理形态，只有现实能够决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与道德。这个现实包括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现状，现实不是不可改变的，但不能被硬生生的改变。政府能做的只是调整政治制度，进而生成与之相匹配的全民接受并自觉遵守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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