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先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做一个主题演讲，后一个半小时我很想和同学们进行不拘一格的交谈。我这个讲演的题目是：“你是否要预知今生的苦难”，这题目有点吓人。
你是否需要预知今生的苦难，是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一次谈话的题目。当时是在餐桌上，讨论得特别激烈。大约有一半人说他们非常想知道他们今生将要遭遇什么样的苦难。还有一半人说他们不想知道。我属于不想知道的那一派。为什么？因为首先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没有办法来预知今生会有哪些苦难。比如说刘海洋（近日“硫酸泼黑熊”事件的主角——编者注）。那天我问几个同学，你们说刘海洋苦不苦，有人说苦，有人说不苦。刘海洋五十六天的时候父母分居。刘海洋今年21岁，20年前中国的产假只有56天。我猜想，刘海洋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他父母之间就开始了争论。这种状态下孕育的胎儿，能说是幸福的吗？他出生不久，父母就分居，3岁的时候正式离婚。在他的童年，他连窗户都不能靠近，相与为伴的只是一篮积木和拼图。五六岁开始上学，人家欺侮他，骂他，他都不知道那些骂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后来直到他报考清华大学，他填写的是生物专业，他妈给他改成计算机，他改了回去，他妈又给他改回来，当他再想改的时候，他妈说你要再改我就把志愿表撕掉。我也是做母亲的，我认为刘海洋母亲这一招挺凶的，够厉害的，给刘海洋造成的压力也是巨大的。这样的苦难他能否预知？技术上做不到。
但是人生一定是会有苦难的，我们无法预知。越是你有一个抱负，有一个理想，承担很多很多的责任，要去建立常人所未曾建立的功勋，我觉得，你就越要做好准备，遭遇到比常人更多的苦难。而且是很孤独的。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年轻时开始准备，建设那样一个“防护林带”，就可以决定我们如何对待苦难的态度。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像遇到癌症这样的生死威胁的时候，其实这苦难的核心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是有一个大限在等着我们，无论你多么年轻，无论科技怎样发达，无论你怎样气壮山河，无论你有多少爱与被爱，那个大限就在那里等着我们。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才使我们的生命变得那样宝贵，才使我们要决定，用这有限的生命，一步步的走过去，当我们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留下什么。
有一天晚上，夜里两点钟，突然电话铃响了，吓得我一激灵，一定有像死了人一样重要的问题，否则不应该在两点钟给人打电话。吓得我……（同学中有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演讲者和同学都大笑），我糊里糊涂把电话拿起来，一听是我儿子。他正在外出差，他告诉我说，妈，我特感谢你。我心里说，就是感谢也不能半夜两点钟就急着打电话。我问，你感谢我什么呀？他说我感谢你有一天和我谈了人生。我想，他在几千里远的地方，他可能面对着满天星斗，想到了人生这个问题。其实人生，我觉得，还是你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想一想。尽管我们每天都很忙碌，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只要你花时间想一想，它可以给你节约出很多时间。只要把你人生的目的想明确了，一些重大的问题，非常重大的问题，五分钟内就可以决定。（略……）格非：现在请大家提问。
■苦难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动力。并非苦难越多，动力越强一男生：对于人生有不同的态度，有的很开心很随意，不做思考；有的对宇宙，对生命的意义进行很深奥的探讨，比如尼采，但是不见得有很好的结果，有的精神分裂了。我想知道，你是否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过这样的思考，然后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毕淑敏在清华的演讲：预知今生的苦难毕淑敏：我先把这本书签了字送给这位同学。（同学笑）这个同学的问题是我怎么看人生，是吧？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规定有个人生的意义，不是书本上教给我们的，不是父母给我们的，而是你自己思考得出来的。对我个人来说，我会用我的生命去做我所热爱的事情，而这件事不但对我是快乐的，而且对人类是有所帮助的。我想就是这样。它说起来比较大，比较空洞，但落实起来……比如说有人让我写电视剧，但不是我喜欢的，就把它拒绝了。所以我认为，因为有了大的目标，一些小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
一女生：我想知道你对苦难的态度。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把你的新书的首发式放在清华。
毕淑敏：我觉得苦难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动力。并非苦难越多，动力越强。苦难究竟会转化为什么东西，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它。在苦难面前，是把它化作动力，还是把它当做一种借口，甚至因此得出人性恶的结论，去报复这个社会——我在遭受苦难，为什么有人却是如此的幸福。怎样看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一个积累，不是一个简单的等式。
这个同学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选择清华。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欠着清华的讲演。去年、前年，清华的学生会就邀请过我，去年我在北师大读书，没时间。前年，实际上我已经答应，但是迫近三八节的时候，我却来不了了。因为有另外一家邀请了我去演讲。虽然清华的邀请在前，但我还是答应了另外的那家邀请，我对清华做了一件背信弃义的事情。在那个特定的情形之下，我觉得那个地方比清华还重要。那个地方是北京市的女子监狱。监狱中的几百名女囚犯，在3月8日和我有一个谈话。我当时心里思想斗争也挺激烈的。我想，我一辈子见过的“坏女人”是否能有几百个。我将集中看这么多人，我想和她们谈谈我对生活的看法。她们能接受我这些看法吗？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面对这份邀请，我觉得自己作为女性，有一份责任。我在家里想，如果我去讲演，我叫她们什么，“女士们”？好像不行。“同志们”肯定不行。最后我终于特意打电话问，称呼什么好，他们告诉我，你就称呼“姐妹们”。后来谈得还挺好。监狱里当时几百名女犯穿着淡蓝色衣服坐成一个个方块，四周边上坐的是警卫，从台上看下去，我觉得很像一块块的手绢。我跟她们说，我们来做一个游戏。一下子旁边劳改局的领导吓坏了，以为我和她们玩丢手绢的游戏呢。他事后对我说，你要知道，把几百个犯人集中到一起，我们担负着多大的责任哪。万一暴狱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游戏不必大家都活动起来，你们只需要坐在座位上，闭上你们的眼睛，听我讲。我说，我讲到哪儿，你们就随着我想到哪儿。我说你们先想，你们每个人最宝贵的五样东西是什么？我看见她们都闭着眼睛，我想她们肯定都在想。后来我问，如果你要在五样东西里舍弃一样，你舍弃什么？这样一次一次地舍弃下去，最后只留下一样，是什么？女犯人们鸦雀无声。后来我说，游戏做完了，你们最后留下的那样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愿意告诉别人你们就回去彼此告诉，不愿意的话你们就在心里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但是我想，即便在这高墙之内，即便你们都触犯了刑律在这里服刑，你们最后留在心中的那一样东西，终归不应该是罪行，而应该是人世间美好的东西。
第二个理由呢，我特别想跟理工科学校的学生有一个交流。有一次我和日本笔会的朋友谈话，当时正是奥姆真理教事件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奥姆真理教里的那些高级的干部，全都是理工科的大学生。然后那个日本人得出结论：爱好文学的人比较地不容易犯罪。他说那些奥姆真理教的人全不爱文学，不看文学书。后来我写了篇文章，题目就是《爱好文学的人比较地不容易犯罪》，投给《北京青年报》。
■语言文字看起来很廉价，但它是我们人类所能掌握的传达心灵的最有力的武器一男生：毕作家，你是我比较喜欢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之一。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作品里边的人文关怀，再一个就是文字干净。在今天这样一个连《十月》都刊登着粗制滥造、不知所云的文字的时代尤其难得。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想知道，当作家应该怎样锤炼自己的文字功底，希望毕作家就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一下。我想这个问题是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比较关心的。第二个就是说，当代文坛什么时候能够出现真正的好作品，换言之，中国的文学如何能够走出低谷，出一些能够真正传世的给人以震撼的作品。作家应该怎么办？就这两个问题。
毕淑敏在清华的演讲：预知今生的苦难毕淑敏：谢谢那位同学对我的表扬，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我想，对语言文字要热爱它。语言文字看起来很廉价，因为一个人可以没有房屋，没有土地，没有钱，可是他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如此灿烂的文化。我觉得语言真的是太奇妙了，它已经成为我们人类所能掌握的传达心灵的最有力的武器了。社会不停地发展，科学不停地发展，各行各业都有一些专用的术语，但是一个作家，我们却要用汉语，来表达那些最微妙，最精彩，最美丽，最动人的情感，我觉得对于语言应该去热爱它，去研究它，去分辨它那些最精细的差别。同样的语言，为什么会在不同人的脑海里激起不同的浪花。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有一个捏面人的师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他对面的热爱。什么地方的麦子磨的面最好，受多少阳光照射，什么样的土壤里生出的麦子，它磨出的面是不一样的。面里加上什么样的调料，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香料，它的柔韧度，它的表现力，它的色彩，耐久性，也有差别。虽然我对面的感受，除了馒头和饼的区别，没什么更多的感觉了，但是看了这篇文章我深深地被感动。如果同学们喜欢文学，要热爱我们的语言。我们中华民族传下来这么浩瀚的文学财富，其载体就是我们的语言。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文学何时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送给大家。昨天王蒙先生把他的十万块奖金捐出来设了个“春天文学奖”，用来奖给30岁以下的作家，我真的是充满了一种感动。同学们都是30岁以下，我想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其实男人女人都孤独，人注定是孤独的——别看有人花天酒地朋友多，别看烈火烹油那样的轰轰烈烈一女生：我是电子系的学生，学电子工程。我想说，在这样一个学校里，压力还是很大的。人家学德语学法语的女生结伴去逛街的时候，我还要在这里做好多好多的题，看好多好多的书。我来这里听你的演讲，还总在想有许多作业没有完成。现在有一个说法：男人孤独便优秀，女人优秀便孤独。如果学理工科，学得很多了，是否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人？现在清华有一种说法，清华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现在社会上对女人的期望值非常小，不要你多么优秀，学得很好。高中的时候还能够看各种小说和各种杂志。上了清华以后就没有时间了。我现在尽全力学习，也就是能获得过得去的分数。就我现在这种状态，也就只能看看读者文摘，别的根本就没有时间看，小说和散文也没有时间看。所以我就想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学理工科的学生追求人文的东西到底对他帮助有多大？
毕淑敏：感谢这位同学，我能够感到她对我的信任，对大家的信任。何况她还有那么多作业没做。我能够理解你的那些压力和恐惧。你后面提了很多问题出来，我觉得那些问号不是问我，而是在问你自己。这世界真的是有偏见，你刚才说到的那些感受，你现在感受着，你一生都将能感受到。我们不能够去决定那些东西，但你怎么样来对待，你可以做选择，然后你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也享受你的选择给予你的自由。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更合理，希望自己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你刚才谈到一个说法，“男人孤独便优秀，女人优秀便孤独”，我想说，其实男人女人都孤独，人注定是孤独的——别看有人花天酒地朋友多，别看烈火烹油那样的轰轰烈烈。因为每个人都很独特，必须独自面对世界所有的风霜雨雪，所以人注定是要孤独的。这种孤独会变为一种动力，也可以变为一种盾牌，一种借口。孤独是一种存在，一种中性的存在。我在美国，访问了一个临终关怀医院，就在访问期间，就在那一时刻，有一个人就死了。院长跟我说，无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有多么的热闹，他必定要一个人孤独地面对死亡，没有什么技术可以让人们成群结伙地一起分享死亡。所以，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都要面对孤独做出选择，并且所有的选择都有正面的和负面的东西。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也要去做一个文科生。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但是做了就要负起责任来，就是勇敢地走下去。
毕淑敏在清华的演讲：预知今生的苦难一男生：我大约是在初中二年级时看过你的有篇文章，题目是《孩子，我为什么要打你》。刚才你在演讲中还提到刘海洋，提到你的儿子深夜给你打电话，感谢你跟他谈了人生。我想知道你对家庭教育有什么看法。
毕淑敏：这个同学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首先，我对《孩子，我为什么要打你》这篇文章的观点，现在要做重要修正，因为我想那属于家庭暴力。虽然我极少打我的孩子，但是我打过他。我现在十分惭愧，尽管已经向他道过歉了。当时这篇文章被转到《读者》上去，许多文摘也把它摘了去，所以流毒甚广。我现在重新审视，我觉得对一个孩子，一个弱势群体不能打，我现在已经尽量改正，在出所有选本的时候，都要求对这篇文章不要再选，而且对中国作家协会版权代理委员会处理版权事宜的人说，所有来商量选这篇文章的，都要阻止他们选这篇文章。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讲一点心里话，我也非常高兴。如果你们的父母因为这篇文章打过你们，我向你们诚恳道歉。
■亲人之间的沟通是很有效益的一女生：在作为医生和文学创作之间，你在选择上是否有过犹豫？我母亲也是医生，也很喜欢文学，在选择上她就犹豫不决。我也想替我母亲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毕淑敏：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了，选择真是太痛苦了，因为我尊重医生。刚开始我是不 喜欢这个职业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医生是和生命发生最紧密的关系，病人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托付给你，那是建立血肉相连的这种联系。写作常常处于一种幻想的环境，如果写得顺手，写到夜里三点，明天早上不可能精神饱满地面对把生命的一部分交给你的人，我怕造成别人的痛苦，这是一种罪过。鲁迅没有开始进行临床，他向藤野只学了基础课。郭沫若幼时得病，有一只耳朵失聪，在临床上听不到病人的心音，所以他们在学生的时候就停止了医学实践。当我选择写作的时候，把听诊器和洗好的工作服放进柜子里的时候，禁不住潸然泪下，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开始行医。
一女生：我看到过不少你写的作品，很悲壮，也很美。但这本书（指此次带来的新书《面具后面的脸》——编者注）是否使你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有所改变？你在刚才多次提到你的家人和先生，在你的生命中，你的先生是多么重要的角色？对你的生活有什么 影响？
毕淑敏：先说这本书的题目。这是我在美国的一个艺术学校，他们让十几岁的女生做手工，让她们做一个面具。面具正面是平时给人的印象，反面是真实的你。孩子们都很投入。其中一个女孩子，我书中提到的，她的父母 都已经去世，她寄居在亲戚家，心灵受到了很大的磨难。她做的面具正面很美丽，她认为是大家平常看到她的样子，反面却充满了金属、羽毛和石子，可以看到她内心很冷淡，很绝望。没有人能看得清她的内心，这就是一种分裂的局面。精神病，医学上叫精神分裂症。如果用两种标准对待自己和他人，能量会大量地流失，这种冲突，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去探索，找到自己的差距，由不和谐变为和谐。人实际上是需要面具的，这是由于社交的规矩的需要，但人的本质要真诚。每个人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和谐。
我爱人对我来说，意味着手和脚，有时会觉得是我的一部分，相依为命。
一女生：我很压抑，感到沉重，因为刚才一直都在谈苦难甚至死亡。其实我们关心的不是预知，而是如何渡过苦难。比如我很少见到父母的笑脸，我们就感到恐惧。
毕淑敏：父母为何没有笑脸呢？你考上清华他们会很高兴呀。可以通过沟通试试看。亲人之间的沟通是很有效益的。你可以试试多跟父母沟通。你跟他们讲，我多么希望看到你们的笑脸呀。看起来，只要做，也许并不那么难。我曾经和陆幼青探讨过死亡。中国把死亡定义为黑暗的，丑陋的，冰冷的，恐惧的，绝望的。我觉得应该重新推敲。国外现在有“死亡学”，它认为死亡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最后阶段，对生命的必然终结，应该有更健康、更正面的接纳。做起来不容易，包括我自己。慢慢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