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

尊敬的李光耀资政，尊敬的施春风校长，同学们、老师们，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同各界知名人士和师生代表见面，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向在座各位并通过你们向新加坡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作为历史悠久、国际一流的高等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秉持“致力激发创意精神，教育学生并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宗旨，培育了大批思想活跃、学识渊博的杰出人才。你们坚持“无墙文化”，提倡自由思想和人才交流，在百年校庆之际提出“思想任驰骋，生活显姿彩”的口号，彰显了开拓创新、造福社会的理念。我相信，按照贵校的宗旨和理念，依托优秀的师资队伍、雄厚的科研实力、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国大一定能够为国家和本地区以至全球提供更多的高质量教育成果。
　　这是我第四次踏上新加坡的国土。虽然每次逗留时间不长，但贵国的新发展和新变化令我印象深刻。独立40多年后，新加坡发展成为全球最大集装箱港和航空枢纽，第三大商品交易中心和炼油中心，第五大外汇交易中心和亚洲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建成经济发达、秩序井然、廉洁高效、环境优美的国家。新加坡的发展成就源于贵国最珍贵的资产，这就是李光耀资政所说的“人民的信任、勤劳、节俭和好学”，也得益于资政先生倡导的新加坡生存之道——“必须比其他国家更有条理、更有效率和更具有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加坡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国家虽小，兼容乃大”，新加坡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其发展成就和影响力备受世人瞩目。
　　女士们，先生们：
　　对外开放不仅是新加坡发展的成功之路。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锁国必然落后。中国有着对外开放的光辉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汉朝就开始与西域交往，开辟了着名的丝绸之路。在7至8世纪中国唐代的鼎盛时期，更是对外交往频繁。15世纪中国明代初期，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带去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表明那时中国有着相当强大的航海能力和综合国力。从时间上来说，比哥伦布、达·伽马远航早了近一个世纪。但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固步自封，限制乃至放弃海上活动，采取了“片舨不得出海”的政策，从而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
　　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末，是中国清代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那个时期，中国的工业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诸国先后开始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后来居上。而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一历史性大变革却茫然无知，仍沉迷于盲目自大之中，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康乾盛世”之后的100多年，中国的发展大大落后了，国际地位急剧衰落，沦为半殖民地，备受外强欺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和新科技革命浪潮兴起的时代，中国搞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错失了又一次发展良机。值得欣慰的是，从70年代末开始，我们纠正了过去的错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改革开放使我们抓住了新的历史机遇，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
　　近3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206亿美元，2006年达到1.76万亿美元，增长了84倍，跃居世界第三位。1978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10亿美元，2006年末已突破1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教育、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对外交流也日益增多。中国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通过相互学习，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近30年的发展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致力于解决国内发展和改革面临的问题，同时必须坚持实行对外开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长期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使十几亿人民得到了实惠。我们的路子走对了，对国家有利，人民赞成，就变不了。如果变了，就会贻误国家的发展，丧失人心。这是中国对外开放长期性的根本基础。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因此，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而不是权宜之计。实行这种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方法，不同时期可能有所不同，但作为基本方针政策，是不会变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说，开放政策本世纪不变，下世纪前50年不变，50年以后，中国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将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更不可能改变。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我们不仅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我们既有经济领域的开放，又有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开放。中国的开放首先从经济特区开始，在试验成功后扩大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再扩大到内地，形成由点到线到片到面的全面开放格局。开放和兼容，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开放，先进的和有用的东西才能进得来；只有兼容，尊重不同文明，取长补短，才能使自己不断充实和强大起来。我们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互利的。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所当然要向世界开放，与其他国家经济相互依存，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与世界经济相互交融。我们坚持同各国开展平等互利合作，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提高生产发展水平；外国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和市场。只有双赢互利的开放才能持久，才能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并充分肯定了近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在更高水平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着力解决目前形势下对外开放遇到的新问题。我们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我们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善外贸结构，努力缓解贸易不平衡矛盾。我们坚持利用外资的基本政策，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我们将继续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逐步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我们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对国内外消费者负责，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加强产品检验执法监督。我们对保护知识产权的态度是明确的，决心是坚定的，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并愿意继续深化与各国的知识产权合作。我们愿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已经建立并将继续完善对外开放的法律法规，使在华投资有法可依，其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女士们，先生们：
　　开放兼容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就，开放兼容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中国与新加坡相互开放兼容使中新两国的合作突飞猛进。去年中新双边贸易额达到408.5亿美元，是1990年两国建交时的15倍，两国互访人员超过180万，是建交时的19倍。苏州工业园区不仅成为中新合作的亮点，也成为中国工业园区中的亮点。现在两国正在探索共建生态城市，这是中新两国与时俱进、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有益尝试。早在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先生就赞扬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好，我们应该借鉴你们的经验。十几年来，到新加坡培训的中国官员超过9000人。中国与新加坡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借鉴，密切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最近，在李光耀资政的倡议和带动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了“通商中国”组织，搭建了促进中新两国文化和工商界交流的新平台。我们希望，“通商中国”为中新关系发展开创新的天地。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中新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目前，中国正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贵国也在打造“新的新加坡”战略，中新两国合作处于新的发展机遇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加强与新加坡的交流与合作。我们相信，由邓小平先生、李光耀先生等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并在几代领导人共同努力下发展起来的中新友好将世代传承，两国合作的未来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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