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现有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建国以后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企业组织在形式和实质上都有很大进步。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以及集团化发展，连同从依法治理和规范经营的基础做起，发展契约制、相互制、合伙制和合作制等企业组织，都还是最近20年甚至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造就具有经济效益、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的企业，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础。
自然经济阶段的农民家庭，通常都是手工业生产活动。16世纪工业发展初期，出现了一人出资的业主制企业，业主对生产经营承担无限责任。18世纪初，经济发展促使企业规模扩大，有了由两人或多人出资的合伙制企业。 18世纪，为筹措资本和组合要素，作为现代企业制度雏形的公司制企业出现。后来发展为无限责任公司，为典型的人合公司，股东对公司负有无限责任。再发展为有限责任公司，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成为现代企业组织的基本形式。法国于1865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卡特尔，美国于1879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托拉斯，同一时期，德国和日本分别出现了康采恩和九大财阀。在公司制为主体的企业组织发展中，演变出适应各行各业发展的契约制、虚拟制、相互制、合伙制、合作制等企业组织。出资人以出资发起设立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成为政府规范管理企业的制度性安排。
中国现有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建国以后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企业组织在形式和实质上都有很大进步。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以及集团化发展，连同从依法治理和规范经营的基础做起，发展契约制、相互制、合伙制和合作制等企业组织，都还是最近20年甚至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造就具有经济效益、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的企业，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础。
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
欧洲14世纪至15世纪的生产方式，以农业、家庭手工业及小商业为主。当时商品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如意大利、尼德兰(今荷兰)、法国和英国等，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方式，由原来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商业等，发展为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以家庭成员为主的生产活动，变为众多劳动者共同协作的生产活动，普遍实行劳动分工或生产分工，促进了市场分工和社会分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方式，发展为机器大工业，各种生产要素联合和集中，资本由贫乏变为相对充裕，由有所不能变为无所不能，追逐资本和支配资本成为生产社会化逐步扩展的主导力量。在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社会化和集约化生产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国际化的分工与合作普遍加强，以市场细分为标志的集约化生产方式成为主流，社会化程度由一国之内发展到世界各地，以资源和市场以及科技和资本的占有程度，奠定了各个国家的国际分工，构建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市场体系。
中国包括企业组织和经济体制在内的生产方式变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初步建立了社会化和集约化的发展基础。要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应有大而强的综合经济优势以及小而精的专业经济优势，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综合国力，使基于经济水平而形成的国内社会分工和国际社会分工不断得以改善，从而将国际竞争转化为国际竞合以及国际合作。
金融资本与经济发展
中国宋代商业和商品经济发达，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钱币业和放贷业大为发展，纸币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商业信用和国际贸易。纸币应用标志着历史性变化，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金融由基础产业转化为主导产业。当时，中国和欧洲都处于由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转折之中，而决定性因素是继续沿用重农主义政策，还是改为奉行重商主义政策。
在两种文明发展的较量中，中国与欧洲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宋代及至清代，中国仍由重农主义政策占据支配地位，没有摆脱农耕文明的巢臼。明朝的郑和七次出使西洋之后，蓬勃兴起的海洋文明突然湮没，海洋强国地位很快被西欧取代，接下来是明朝中期开始遭受海上强敌侵略，清朝政府由于畏海而长期禁海。明、清以信用为基础的钱庄票号一度长期兴盛，但清末时没有及时建立以新型企业制度为基础的金融业，再次贻误了金融业长期存续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时机。
欧洲改为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开辟了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早期是意大利商人垄断了与东方的贸易，形成了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商业中心。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受益者，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后来居上，以奴隶贸易、鸦片贸易、商品倾销等各种方式掠夺财富，商业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的里斯本、塞维利亚、伦敦、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成为重要的国际商业中心，来自各国的贵金属源源不断流入，连同西欧的产业资本以及国际贸易盈余，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金融业迅速成为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商业中心实际上形成了金融中心。欧洲一些国家的金融资本一度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金融财团比产业财团更为强大。尽管金融资本的一部分源于产业资本，但金融资本对于产业资本，首先是支撑，没有金融资本无所谓产业资本;其次是引领，金融资本往往是带动产业发展的力量。
企业并购与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现出大量的卡特尔、托拉斯和康采恩，其中只有少数是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起来的，大部分是企业并购的产物，不过当时各国已改用 “企业集团”的称谓。美国是最早出现企业并购和企业并购规模最大的国家。早期的集中并购发生在1897至1903年，企业并购案和交易值为2864起和 63亿美元。20世纪末，美国企业并购成为经济潮流，1996年为5848起和4950亿美元， 1998年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斥资772亿美元收购美孚石油公司为最大并购案。企业并购促进了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组织结构的优化整合，造就了大量集团公司和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经济组织，推动了一国之内和各国之间要素和市场的优化组合，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直接投融资和资本市场逐步发展，企业并购案逐年增多，但多属内资和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由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难以有效匹配，内资机构在海外的并购案不多，可能这是走出去战略效果不彰的主要原因。
资本市场与资源配置
荷兰(尼德兰)于1609年摆脱西班牙统治而独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至17世纪中叶时，建立了银行、保险、信用等近代金融体系，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只股票。1773年伦敦证券交易所设立，取代了建于17世纪末买卖政府债券的皇家交易所。1792年，24名股票经纪人签订梧桐树协议，标志着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推动下，国际资本市场出现了并购和联合的发展趋势。2000年，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合并为泛欧证券交易所，里斯本证券交易所后来加入;伦敦证券交易所与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合并成立了国际证券交易所。2006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泛欧交易所合并，成立了世界第一大证券交易所集团。
1921年，北洋政府在天津设立证券物品交易所，1949年中央政府在天津设立证券交易所。1992年至1994年，天津市先后设立了天津证券交易中心、天津联合期货交易所和天津产权交易中心，2003年设立了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1990年，中国设立了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后陆续设立了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市场。
世界上现在约有135个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内涵十分宽泛，包括区域市场、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银行间市场、政府债市场以及公司债市场，以及本币和外币、现货和期货、实物和金融、原生和衍生等各种市场。就股票和股权市场而言，一般资本市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和多层次体系。一种类型是证券交易所市场，为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市场，包括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一种类型是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报价转让市场，如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小企业市场、场外电子公告板市场、粉单市场和灰色市场等;英国的另类投资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等;台湾的柜买市场和兴柜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两种类型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互动，共同构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与之相对应，有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共同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等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以及投资机构。就数量而言，中国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以及投资机构，以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为最多，共同基金次之，私募股权基金刚刚发展，对冲基金还属空白。资本市场有效地集中集聚着资源和要素，灵敏地反映着多层次多元化供求，以大众化和个性化产品，将社会资金转化为市场资本，解决资金过剩而资本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投融资双方可优选资本组合，促进资本市场与产业资本结合，适应市场竞争和集约化经营要求，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以发挥。国际资本市场的并购和联合，可以扩大交易规模，降低运行成本，促进金融创新，增强竞争实力，实质是以资本市场和金融产业为支柱，强化本国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条件下的优势地位。
国际货币与世界经济
近代国际货币先后有国际复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和纸币本位制等四种。英国早在1861年就通过了货币金本位法案，以英镑为货币单位。1865年，法国、比利时和瑞士三国组成拉丁货币同盟，发行了货币史上流通最久的金法郎。至19世纪后期，欧洲和其他国家相继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导致金本位货币制度在全球终结。一些强国抓住时机建立货币集团和货币区。英国联合英联邦等40多个国家于1931年组成英镑集团，美国联合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国家于1934年组成美元集团，法国联合殖民地、托管地等13个国家于1939年组成法郎集团。三个货币集团后来发展为三个货币区和区内排他性货币组织，确立了货币主导国对非货币主导国的优势。
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并再次启用金汇兑本位制，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排除了其他强势货币成为世界货币或区域性国际货币的可能。而新的货币体系是根本相悖的制度安排，难以满足美国要有充足黄金储备以供各国随时兑换黄金，以及美国要有国际收支结余并使各国都有美元支付手段等需求，先后引发了七次美元危机，致使美国于197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破产。而美国以发行纸币而不再动用黄金，进行国际支付和资本输出，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扩张，确立了其世界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日元国际化，日元、美元和马克一度构成三大国际通货。1985年“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骤然大幅升值，日本铸成了货币政策的一大败绩。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日元国际化陷于停滞。1979年，西欧各国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各成员国共同使用欧洲货币单位。1998年，11个欧盟成员加入欧洲货币联盟，成为欧元创始国。欧元面世时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币值一度疲软，招致诸多非议。然而欧盟以统一开放的市场机制和严谨细密的财政预算货币政策为基础，整合了欧盟各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实力，承继了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瑞士法郎等欧洲主要货币的强势，成为与美元抗衡的独立货币体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重大的经济变化之一。各国货币体系是与国家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与国家经济实力一起迅速走强，成为一些国家的硬通货和贮藏手段，1996年底实现了经常项下可兑换，逐步实施资本项下可兑换，2005年推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显示了强势货币的特征。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大中华经济区发展，人民币正在铸就逐步成为国际化货币体系的基础。
两种目的与两种生产
一般认为，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再向市场经济的演进中，不论是在哪个阶段，都是为生产产品而投资设立企业，为增加产量和品种而扩大出资规模，生产的目的是相同的，不过是生产手段和生产规模之间的差异和提升。实际上，如果把金融要素连带起来进行研究就不难发现，自然经济阶段，只有间接融资，只为也只能生产产品;商品经济阶段，有了直接融资，可为也可能生产企业;市场经济阶段，股权融资大量发展，只为也只是生产企业。由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再到股权融资的演进，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而引发的生产方式进步，融资方式引导着生产方式演进，金融产业由基础产业转化为主导产业。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历史性进步，致使生产目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为生产企业而投资设立机构，通过股权投资并购企业，提升企业潜能和潜质而增加价值，通过资本市场发现和实现企业价值。
市场主体与市场发展
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发展决定着市场发展，企业发展程度决定着市场发展程度。企业是市场创新主体，企业创新决定着市场创新，企业创新程度决定着市场创新程度。企业是市场要素和市场要素载体，企业密集决定着要素密集，企业聚集程度决定着要素聚集程度。以我国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以及投资机构为例，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多则市场发达，对冲基金还属空白则没有市场。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情况往往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是，政府根据市场重要和敏感程度，而采取宽严程度不同的管理，即限制一般市场，控制重要市场，管制敏感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主体与市场发展并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政府。还有一种情况是，政府设立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主体，市场先于市场主体而存在，政府根据市场成熟程度决定市场主体的准入程度，或根据市场成熟程度决定市场主体介入市场的范围和程度。
市场自发与政府自觉
市场自发与政府自觉是老命题，理论界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有很多论述和分析。仍以金融业分析我们会看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没有限制、控制和管制，包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市场几乎完全自发。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实际是金融危机，各国突然发现，相对于市场自发的政府自觉几乎是空白，开始对金融资本进行限制、控制和管制，包括立法禁止金融混业经营，全部改为分业经营，直至20世纪后期才逐步允许混业经营等。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韩国金融问题凸现，日本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交互持股，韩国的金融企业则是政府介入过深。
中国金融业从明清钱庄票号到清末新式金融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除掉战乱因素之外，基本处于自由发展阶段。建国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有央行和几家国有银行以及保险公司。改革开放后，金融业改革发展成就显著，但很多领域还是空白，市场主体和市场发展不充分。
一般认为，市场自发与政府自觉是构成市场体系的两个方面。市场自发是社会存在，是代表企业发展要求的客观因素，主要表现为提供私人产品，不仅是满足企业自身需求和个性需求的私人产品，还有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私人产品;政府自觉是社会意识，是代表社会管理的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提供公共产品，不仅是满足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而且是规范社会秩序的诸如法律、政策、制度等公共产品。在市场自发与政府自觉的矛盾交互作用中，要发挥市场自发作用，使得政府针对实践建立法律法规，自觉地指导和规范市场发展，发挥市场自发的正面作用，限制市场自发的负面作用。随着这个过程的延续和扩展，政府自觉程度逐步提高，市场自发负面作用减小，而正面作用越来越充分。
企业竞争与政府竞争
在市场经济和国际市场条件下，无所不在的企业竞争，使人感受压力很大。然而，如果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来看，企业是无处不在的。实际上，看似无所不在的企业竞争，只是发生在同一类型和同一层次的企业之间，不属同一类型和同一层次的企业并没有竞争。同时，企业还有多样性特点，这就决定了社会对企业或某一企业可能寄予希望，但几乎没有办法提出要求，每一个企业都在市场中沉浮消长。同企业相比，不论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看似没有竞争的政府，实际上处处都存在竞争，而且是全面的竞争。正是政府的唯一性，决定了社会对政府存有多样化的要求，甚至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要求。因此，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反映社会意识和代表社会管理主观因素的政府自觉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政府的充分自觉要与市场的充分自发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能最大限度包容市场充分自发的积极作用，又能最为有效地抑制市场充分自发的消极作用，为企业竞争提供规范，从而在政府竞争中占据主动。
资本市场与融资平台
还是在2005年的时候，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领导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ACG年会和弗罗里达地区分会。他们发现，年会和分会除了我们常见的专题论坛和企业小型展会之外，还有我国不多见的基金与企业之间的股权投融资交易会。这种交易，有的是较短的过程，有的是较长的过程。会议之前，基金和企业各自提交投资项目书和融资项目书，ACG 或各地区分会为双方和各方预约在会议期间洽谈。会议期间，一般的地区分会有100多只基金和几百家企业参加，约设50间洽谈室供基金与企业洽谈，每场洽谈限时15分钟，主持人按照限时组织新的洽谈双方入场洽谈。会议之后，中介机构撮合基金与企业双方的股权交易，如果成交即形成了企业股权在投融资双方之间的让渡，此次会议之后的工作又成为下一次会议之前的准备。
参加这次会议之后，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领导有着诸多的思考。ACG有 1.2万家会员，包括工商企业会员、中介机构会员和700多只中小私募股权基金会员，复合型会员是一大特点。ACG在欧洲和亚洲都有会员和会员组织，在美国有52个地区分会，迄今为止举办了57届以股权投融资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全美年会以及各地区分会，长达半世纪持续不断组织活动是一大特点。ACG和各地区分会每年举办20多次股权投融资交易会，中小基金与中小企业以股权为对象进行交易，有效地发掘了中小企业价值，造就了中小基金可观的回报，促进了中介机构发展，复合型会员组织优势得以发展，成熟品牌又是一大特点。
各自优势与组合优势
由此，引发了双方在中国举办同类活动的探讨。美国大型基金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活跃，在中国的投资活动也已有较长历史，使得很多美国中小基金向往中国市场，希望有渠道有机会到中国发现新的商机。为此，ACG在日本举办了一次股权投融资交易会，希望以日本为开端发展亚洲业务，但这个设想因为多种因素未能达成。ACG了解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优势，它们在支持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全国工商联有200多万家企业会员，汇聚了企业家精英群体，与海内外著名企业和企业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天津政府与全国工商联的探讨很快变为共识和决定。中央决定加快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批准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先行先试，使得天津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融资洽谈会主办城市。主办三方各自的优势，由此成为组合的优势。组委会希望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引用ACG五十年积累的成熟模式，为中小基金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搭建一个平台，促进基金向成长型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促进企业加强公司治理以提高持续稳健发展潜质，促进中介机构为股权交易服务以发现企业价值和市场商机。从而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股权投融资模式，扩大直接投融资规模和比重，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各类市场要素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发挥金融的现代经济核心作用，把金融业建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引导产业发展的先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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