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经济社会部始终强调 “迎着问题上，朝着基层下，面对群众走，向着深处挖”。我所在的农村采访室，更是长期扎根基层，坚持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用从土里刨出的新闻报道赢得了读者的认同。“走转改”活动启动以来，我们更是全体上阵，将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的后续报道与“走转改”紧密结合，在报社领导支持下，策划了“走基层·草原牧区行”大型专题采访活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内蒙古，五路人马历时近一个月，走进草原深处，在牧民定居点里探民生，在游牧帐篷里听期盼，写出了《牧民置新家 政府送厚礼》、《像护青稞地一样护草原》、《青青草原送出放心奶》等一大批生动鲜活的稿件，牧区干部群众纷纷感叹“我们熟悉的《人民日报》又回来了”。
日常工作中我常为找不到好的选题而苦恼，这次采访却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基层才是新闻报道永不枯竭的源头。只要真正走进基层，走近群众，就能抓到“大鱼”，抓到“活鱼”。
以前，在办公室里抄材料，写篇千字左右的稿件，总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左推敲右打磨，依然不觉生动。但这次在玉树，当我们翻山越岭走进震后重建的高标准藏式民居，与牧民兄弟并肩而坐，为他们昨天的不幸遭遇而感伤，为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高兴时，心与心的碰撞让我不再为题目而发愁，不再为文章的干涩而苦恼。当天采访、当天写稿，1500字的稿件《新房子实在太让我们满意了》一气呵成，很短时间就拿出了成稿。稿子在人民日报一版见报后，读者反响热烈。
作为记者，很多时候我们似乎习惯从发布会上获得新闻，稿件也多追求宏大叙事，而常忽略了普通百姓的感受，高高在上的稿子渐渐也就没了“人气”。在基层采访我发现，很多自以为得意的“大作”，却并没有给广大读者留下多少印象，相反那些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作品，尽管已过去多年，却依然让群众记忆犹新。
这次在青海，我们有意识把大部分走访地选在了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采访的对象也几乎都是以前很少关注的普通牧民。白天，在广袤草原上我们同牧民兄弟们席地而坐，畅谈喜怒哀乐，倾听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晚上，在低矮的帐篷里我们克服着高原反应，将所见所闻所感用文字记录下来，当满含热度、饱含深情的稿件次日见报后，总会在牧区干部群众中赢得较高的评价。
群众认同的原因在哪里？细细想来，一位老记者的话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一名记者能否写出力透纸背的好作品，绝不是取决于记者的“妙笔生花”，而是取决于记者是否真正心系群众。只有和老百姓成为真朋友，写他们关心的人、写他们关切的事，记者的稿子才会越来越有“人气”。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颗种子，唯有深植泥土，才能生根发芽；一个记者，只有真正扎根基层，才能获得成长的不竭动力。相信“走转改”必将成为崭新的起点，激励着我们带着思想上的巨大收获，带着做好新闻工作的责任再次出发。
“走转改”，我们依然在路上。
基层不仅是巨大的新闻资源宝库，更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所在。基层的困惑，也是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基层的探索，也是社会进步的指针；基层的成绩，同样汇成时代前行的动力。
在“走转改”活动中，我感受到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当代中国。在大同煤矿集团调研时，我们走访了恒安新区，这是个老国企的棚户区和沉陷区搬迁工程。1600多栋楼、30多万人，不啻是一座小城市，工程的艰难使我们深感沉重——面对历史欠账、面对社会稳定压力，在一些老企业，激进的“休克疗法”和渐进的“调养疗法”，究竟应该如何协调？号称“共和国煤炭工业长子”的同煤集团，只是那些曾经变革、正在变革或将要变革的企业的缩影。正是无数与同煤集团一样的“基层”，在复杂、阵痛、探索和新生中，一步步推动着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脚步。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党的事业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时代的画卷宏大而壮阔，发展冲动在基层产生，发展经验在基层聚集；另一方面，人们对如何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时代和社会，认识自己所处的方位、前进的方向等，都存在巨大需求。基层的干部和群众、单位和组织，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舆论的引导和激励，媒体也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发挥自己在时代变革中风向标的作用。
可以说，在基层，新闻工作者更能找到与时代、社会和国家的共振与共鸣。“走转改”活动，是时代需求和媒体作用的结合点。这是新闻人的价值所在，是新闻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走转改”活动能在新闻界引起巨大反响的深层次原因。
“走基层”对我个人从事的评论工作，有着莫大帮助。看起来，评论是“讲道理”，更偏重理论。然而，实际上，要做到“还原真实的社情民意，寻找最大公约数”，离不开来自实践的感受。可以说，好的评论，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国情、党情、民情的深刻体察上，无一不是面对基层、面向社会。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无论是老国企发展的“两难困境”，还是安全生产的“底层理念”，在走基层时看到的“复杂而深刻”的中国，正是写评论时需要面对的景深。
另一方面，评论的战斗力在于针对性，评论是为了说服人。不理解要说服者的想法、心态，难以做到有针对性、有说服力。这就更需要走入基层、走进群众。
走基层让我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认。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从发现、记录、展示走向深层次思考，带上思考“走基层”。
基层的鲜活实践，基层的复杂问题，都需要新闻工作者去发现。“走基层”是新闻界的老传统，再次强调“走转改”，是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新闻工作者不能仅把自己定位为“目击者”、“记录者”甚至“传播者”，而应该主动站上“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新闻执政的重要参与者”这个高点。从这样的出发点来走基层，才能真正在基层发现问题、引起思考。带着问题、带上思考去观察、去发现，收获也就更为丰富。
9月13日至16日，我与人民网的6位同事赶到山西长治，在武乡县、平顺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走访了20多个村庄和社区，与几十位农民促膝谈心。
走基层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
长治是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下辖的县市中，既有坐落在太行山里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有依托煤炭工业，向国家百强冲刺的富裕县；既有探索经济和劳动力转型的贫困村庄，也有已经成功走出一条适合当地发展之路的新型农村。这里不仅有全国劳模、优秀共产党员申纪兰，还有千千万万起着模范带头作用的普通党员。
平顺县申纪兰的故事、西沟村的精神，我曾经听过，也曾经为此感动。当脚踏西沟村的土地，站在山下，面对山上一片片已经成材的树林，听申纪兰讲述当年凭着一把锄头和一双手，在石头缝里栽出了满山森林的经历时，内心充满了敬佩和感动。这种感受，不到西沟，体会不到。
在武乡县，我们见到盘龙镇砖壁村的普通共产党员李西玉。他利用农闲时在北京打工烧锅炉的间歇，自费印刷砖壁村关于八路军文化旅游的资料，在北京做义务宣传，希望更多人了解八路军文化，了解砖壁村；长子县生贵大棚技术推广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生贵，这个农村的能人，通过自创的“生贵移动式”大棚，带动周围一方百姓致富；任成龙，长子县西郭村党支部书记，在引导农民致富的同时壮大了集体经济。几年来西郭村实现了零上访的纪录，成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透过一个个平凡的人物，我看到不平凡的品格和精神。他们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让新闻写作有了源泉，有了激情。
走基层锻炼了新闻队伍。
我们7人中，有2人长期从事外文报道，不了解农村情况；有3人刚刚走上新闻岗位，更没有基层新闻实践。这次走基层，在田间地头，在与老乡的倾心交谈中，我们看到了农民增收的渴望与期盼，切实感受到国家惠农助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在武乡和平顺，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热水不能洗澡、没有网络不能发稿，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照明。市里的同志几次提出返回县城住宿，都被我们婉拒了。我们知道只有深入基层，才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民意民生，才能真正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
走基层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在武乡、平顺两个国家级贫困县，我们深深感到村干部渴望带领村民早日致富的强烈愿望。他们建企业，盖大棚，但苦于没有营销的好点子，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听到农民的心声、干部的希望，我们心里有了底。借助自身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在农民和市场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我们将通过开通申纪兰的微博，帮助纪兰核桃露打开市场；通过邀请盘龙镇的相关领导介绍砖壁村八路军旅游资源，为他们扩大影响；我们也会将“生贵大棚”的模式加以介绍推广。
当然，还有很多选题值得深入调研。比如，如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如何帮助发展滞后地区的企业利用网络，拓宽思路，找到更广阔的市场？这些都需要持续走基层，深入调研，才能得到答案。我想，走基层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十天半月，走基层应该成为一种常态，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大收获。
我和贫困学生结对子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小晓对基层，我缺乏了解，渴望了解。由于我2007年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美国求学和工作，去年刚刚回国，这些年和中国基层生活距离较远。但我是一名有近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又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深知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当领导派我前往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镇原县调研时，我很激动。
临行前就了解到，镇原是甘肃中东部18个干旱县之一，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但亲临现场，眼前的贫瘠还是远远超乎想象。当看到山间一排排土窑洞、一片片龟裂的土地，看到农民脸上刀刻一般的皱纹，我被震撼了。我从小在城市长大，几乎没有去过真正的农村。在美国短暂的新闻从业经历，天天在华尔街和联合国里兜圈子；在国内做记者，由于跑国际金融，接触的也都是企业家、金融家和各国财政官员。如果没有这次机会，我可能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生活。
最令我感到震惊的，并不是生活的艰辛，而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当地人对教育的重视。在这里，“读书改变命运”是无数家庭的座右铭，即使再穷再苦，却极少有人选择辍学。如今在镇原县的53万人口中，在校师生就占了10万。
我们走访了几名刚刚考入高中的贫困学生。杨继红，19岁，原本已到上大学的年龄，却由于家庭贫困，刚刚考入开边中学高一。在她不到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之后的岁月里，小继红的妈妈和爷爷撑起了整个家，照料常年卧床的奶奶。68岁的爷爷，至今仍在平泉镇黄岔行政村王山砖厂打工，是砖厂年龄工人。
另一个孩子张成涛，一岁时患上了股骨头坏死，从此再没有站起来。多年来，为了给小成涛治病，父亲变卖了家里所有可以换钱的东西。小成涛坐在轮椅上度过了9年的学习生活。身体的残疾没有让他自怨自艾，反而铸造了他坚强的性格。今年中考，小成涛以614分的成绩被开边中学录取。
还有一个孩子叫景勇，一家老少5口，住在一间土窑洞里。父亲早逝、母亲瘫痪，如今一家人只能靠在兰州上大学的哥哥兼职打工，每个月给家里寄回几十块钱，维持生计。尽管如此困难，妈妈仍不让两个儿子出去打工挣钱。她说：“就算我不看病不吃药，也要让两个孩子上学。”
回到北京，我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将此行所见所感撰写成文，刊发在《中国经济周刊》上。和之前写纳斯达克、欧债危机的稿件相比，我写这篇稿件时字字发自肺腑，一幕幕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同时，我和景勇家联系，决定长期资助景勇读书。我还将三个孩子的故事，通过微博告诉了大家。原以为人们对陌生人故事的真实性会有怀疑，但出乎意料，许多人都站出来，表示愿意帮助这些孩子。第四军医大学一位姓张的医生主动联系我，表示愿意带小成涛复诊，她说现在治疗股骨头坏死技术更成熟，小成涛站起来应该不是梦。
在我的微博留言中，除了要求资助孩子的，还有人这样写道：“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因为我们信任你，你让我看到了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感。”这句话让我心头至今温暖，我会以此终身自勉。
走基层的收获是我受益一生的养分。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带着人民群众对新闻工作者的深深期盼，继续走下去，做人民的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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